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方法论实证研究(周 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翟 勇)
第一篇：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方法论实证研究（周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翟勇）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方法论实证研究
周
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翟
勇
上传时间：2008-5-17
一、我国有关动物保护的立法
（一）中国古代动物保护立法
中国古代政治家普遍把保护环境，爱护动物作为王道政治的基点，从夏商起始，经春秋战果，到秦，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国的法制有着丰富和深刻的论述。它们至今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珍视。
公元前11世纪，西周在颁布《伐崇令》中规定：“勿动六畜。如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公元前3世纪的大思想家荀况在其《王制》中就有“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金不如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秋孕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尤多，而百姓有余用也；靳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食也”的论述。公元前200多年的秦朝的立法《秦律十八种》中的《田律》就有规定，春天二月禁止到山林中砍伐木材，禁止堵塞河道；不到夏季，禁止烧草作肥料，捕捉幼兽雏鸟，采集鸟卵；仅制毒杀鱼鳖，用陷阱和网捕捉鸟兽，到七月解除禁令。[1]《吕氏春秋》中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年无鱼”。另外局《逸国书》记载，周文王时，已经把保护水资源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周文王临死前，交待太子的后事中有一条“不骛泽”，这里的“骛”指得是“乱弄”的意思，意在保护水资源。州朝的典章制度的《周礼》书中，还记有多种管理生物资源的官吏：管理山林的“山虞”、管理沼泽的“绎虞”、管理水生物的“渔人”、管理兽类的“兽人”、管理鸟类的“罗氏”、管理鱼鳖、互物（蚌蛤之类）的“鳖人”、还有管理狩猎和动物保护的“囿人”。
秦以后，在西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夏六月，曾下过一道诏书：“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摘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在南北朝时期，宋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年），明令禁止不安季节捕鸟的做法。北齐后主天统五年（公元569年）发布命令，禁止用网捕猎鹰、鹞和观赏鸟类。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发布命令，禁献奇珍异兽。[2]据《宋大诏令集》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二月下禁采捕诏，规定春天二月一切捕捉鸟兽鱼虫的工具皆不得携出城外，不得伤害兽胎鸟卵，不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以次永为定式。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二月专门下禁捕山鹧找，对当时已濒于灭绝的山鹧作严格保护。[3]类似的规定在我国古代各时期主要立法中均有零散的体现，但从未有专门的立法或系统的规定，亦无方法论等基础理论的支持。
（二）我国现行有关动物保护的立法
1，宪法
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指出珍贵的动物是国家的自然资源。将野生动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的重要性提到应有的高度。《宪法》中的规定是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
2，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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