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赵周宽：“格物”说的大传统探源

第一篇：【学术观点】

赵周宽：“格物”说的大传统探源【学术观点】

赵周宽：“格物”说的大传统探源

本乎《大学》的“格物致知”，经宋儒阐发，成为关乎儒家思想命门的结穴。对“格物”的不同理解，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导引后世儒学流向的引渠，这从宋儒“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修身成圣进路之歧见中即可看出。格物之说的歧解，依明末刘宗周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之多。刘氏之后，迄于今日，新见歧解更是层出不穷。从格物说在儒学思想史中的“分水闸”地位和歧解的不断涌现来看，深入探究“格物”本源，或许是回溯儒学本源（“原”儒）的一条必经之路。1传统哲学的“格物”歧见与读解困境

思想史上，对“格物致知”的不同解读，聚焦于“格物”；而围绕“格物”的歧解，更聚焦于“格”。（为分析方便，这里先借用现象学的方法，把“物”用括弧括起来，暂不追究“物”所指为何。）在动宾结构“格物”中，动词“格”由“古之欲明明德者”发出，朝向“物”。儒者解“格”字，表现出“主动趋向”与“被动推脱”的不同的态度。训“格”为“来”（郑玄、李翱、孔颖达）、“穷”[1]、“即”[2]，表明了对于“物”的积极趋向；训“格”为“捍”[3]、“去（去除）”[4]、“搏斗”[5]（颜元）则表明了对“物”的拒斥。儒者面对“物”的两种不同态度，还不能直接视作是理学“即物穷理”与心学“致吾心之良知”[6]的对立，心学之祖陆象山同样主张以“至”训“格”[7]。“格物”对于理学和心学，都有“由用以达体”的过程，都认为“物”中有超越自然科学的“物”上之“理”。他们都不否认以“格物”为入手处。区别在于：理学穷物致知，是以穷“物”之“理”为“致知”的必要步骤[8]；心学不否认从“格物”入手的必要性，但目标则指向虚灵不昧的“本心”之立。[9]理学致力于对渐修过程的严格执守，心学则瞩目于“本心”的永不自失。从心学、理学间的这一“程序性”区别来看，“格者”面向“物”的不同态度，显示出微妙而精微的“心”、“理”学不同倾向。若倾向心体之本，则外物虽有所补，但未及究竟，因而可以采取“去”、“捍”和“搏斗”的姿态以拒斥之；若以“物”为必须门径，则“即”之、“穷”之、“尽”之是必不可少的明德程序。执守心体，“去”物、“捍”物，似乎受到道家“虚心”思想的影响。[10]因此，以心体之灵明发用“由内及外”，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而达修齐治平的成圣思路，或有“反智识主义”的嫌疑[11]。但如果立足原儒之“性”、“仁”本位，反观理学严格的“格致”程序，后者会不会又有“知识主义”之弊。[12]甚至“别子为宗”呢。[13]不同姿态“格”的深层分野和辩难，可通过对“物”、“知”关系的歧解进行分析。朱熹认为古本《大学》“有错”“有漏”，因做《补大学格物传》，他对于“格物”、“致知”的二元论和阶段论，堪称理学格物观的典型。《传》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