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精简国家机构和改善国家机关的理论与实践
【正文】
1918—1920年的苏联国内战争和1921年的粮食危机刚过，列宁便把精简国家机构和改善国家机关问题提上了日程：“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1］，也即集中到“缩减苏维埃机关、改善组织、消灭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减少非生产开支”［2］上。列宁如此地重视机构的精简和机关的改善，同当时国家机关的“糟糕”状况是密切相关的。
一、苏维埃国家机关中存在的问题
1.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耗费巨大。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根据全俄苏维埃“二大”的决定，设立了13个人民委员部，但至国内战争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民委员部的数量就翻了将近一番，各人民委员部内部的机构更是“膨胀了一倍有余”。到1923年，苏维埃中央机关的领导职位已达2000多个，是十月革命前旧政权下600个职位的三倍多。［3］结果各种委员会交叉建立，重复设置。国家机关数目的增加，必然导致机关工作人员数量的激增，再加上各机关擅自扩大编制，增加员额，致使机关工作人员迅速膨胀。据统计，1913年沙皇时代的文职人员是150万人，到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则达到了240万人，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又增加到460万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膨胀，不仅造成了“所有的或者99％的机关和部门”“充满了无事可做的工作人员”［4］，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经费需求，使国家财政难堪重负，以致列宁一面痛切地批评在“国家机关上白花钱”，一面又不得不呼吁“财政机关必须竭尽全力在最短期间能通过税收保证工农国家得到一切国家机关进行正常工作所必需的经费”［5］。
2.官僚主义严重。具体表现是。
第一，文牍盛行，不干实事。各机关都处在没完没了的开会、制订计划、讨论法令和滥发文件的景况之中，“我们的公文堆积如山，如果要党史委员会把这一切研究清楚，就得花上50个50年的功夫”。“英勇肯干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个，而呆着怠工或半怠工、钻在公文堆里的人却有几百个，这种力量对比往往使我们生气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牍的汪洋大海里。”［6］
第二，办事拖拉，效率低下。此种现象在地方和“中央各机关尤其屡见不鲜”。仅从1921年7月到10月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由列宁亲自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和莫斯科革命法庭调查和审理的重大案件就有：粮食人民委员部对莫斯科省两个乡因遭受雹灾而要求减免粮食税的申请三个月未作答复的案件、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在对沃尔霍夫水电站建筑工程进行物资供应时拖拉、怠慢，致使该建筑工程窝工的案件，以及在生产福勒式犁的工作中因作风拖拉而造成损失的案件。
第三，遇事推诿，不愿负责或无人负责。各机关、各部门都不愿积极主动、大胆负责地开展工作，而是习惯于责任上交，任务上推，或者彼此扯皮，相互推诿。著名的莫斯科罐头案件就很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现象：1922年初，莫斯科市场上肉类奇缺，恰巧法国商人愿卖一批肉类罐头给苏俄，然而对于这件普普通通的小事却谁也不敢作主，最后只好提交政治局决定。政治局决定后，具体办事的外贸部和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又踢起了皮球，罐头运来了半个月也未能成交。在各机关和部门内部，同样普遍存在着职责不清、无人负责的现象：“谁也弄不清楚是谁负责；一切都乱成一团，最后作出由大家共同负责的决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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