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对《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一文之回应

一、摘掉谁的光环

在《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上，我们撰文《马尔萨斯理论与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以下简称《马尔萨斯》），对李中清、王丰合著《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以下简称《人类的四分之一》）一书进行批评，并对其他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进行评论。我们在文中认为：李中清等学者在宏观人口史的认识上无视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人口的灾难性剧烈变动；在微观人口行为研究上只是以有限的新资料建立了一个并不真实的中国历史人口的“现实”；他们对清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不仅存在误读，并且缺乏体会；因此他们的新理论没有能够改变学术界自马尔萨斯以来对中国人口的基本理解。[1]

同期王丰、李中清发表《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兼谈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以下简称《摘掉》）一文，对我们的批评进行反批评。王和李指出：清代以来的中国宏观人口变动与他们所研究的微观人口行为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在微观人口行为方面我们在解读原作、引证和概念上犯有20点错误。此外他们还指出：我们在学术讨论上违反了公认的常识性原则；我们先入为主地接受了马尔萨斯以来的西方关于中国人口的学术观点；我们对中国人口史的思路是简单的人口决定论。[2]

首先需要说明，《马尔萨斯》一文是通过互联网在中国和美国两地由我们合作完成。文章初稿在2001年5月由北京三联书店的有关编辑转给了李中清，李曾将此文在南开大学召开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复印散发。文章在8月间被《历史研究》正式接受后，我们又做了两次修改。后一次修改为《历史研究》所拒绝，理由是，此前已将《马尔萨斯》初稿正式寄给了李中清，约请他们写反驳，如果采用我们最后的定稿，王和李写作中的反驳将会变得无的放矢。这一过程还是导致了王和李在一些问题上对我们了做出了没有对象的批评。

例如在《摘掉》中，王和李对我们进行最重大的批评是生育“反弹”。他们认为：曹和陈将中国农村1960年后的高生育率简单地解释为所谓的“反弹”；把中国历史和现代人口升降统统解释为“被动的”人口过程；这种关于“反弹”的思路实质上视中国为不同于西方的另类，即认为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理性，不可能去“主观地”调节人口。因此，他们指出：曹和陈关于生育反弹的认识所主张的是一种人口决定论。

我们的确在《马尔萨斯》初稿里使用了“反弹”的概念，但却是从李中清、王丰的书中借用的。李和王讨论到20世纪中期中国的生育率时在《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42页注释13中写道：“惟一的明显例外是1963年不寻常的高生育率，到达了7.4，这是大跃进引起的饥荒之后的反弹”。在第171页又写道：“大跃进之后的1961年，农村人口开始激增，而且在无控制的情况下持续了达十多年之久，一直到70年代和80年代成功的计划生育运动为止。”[3]基于李和王的“反弹”思想以及1961年以来的农村人口持续性激增，我们觉得如果要界定大跃进之后的“反弹，”那么它可以从李和王所引证的1963年高生育率开始，到1983年后农村生育率被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地抑制到3.0以下为止。“反弹”首先是李中清和王丰的学术主张。如果我们对“反弹”的使用是“人口决定论”，那么，李和王何以面对自己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所使用的生育“反弹”思想。也就是说，李和王到底该摘掉谁的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