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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的论证素材 [义利之辨]

王安石与宋神宗的治国理念,可谓志同道合——都是“理财”二字。神宗登基之初,就告诫大臣:“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而王安石早在嘉祐三年,就在给前任国家领导人宋仁宗的报告里提到,“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不过,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却受到昔日好友司马光的强烈反对。

仁宗时期,司马光与王安石一同为官,关系特铁,每当闲暇之时,就约上吕公著、韩维两位同僚,聚在一起谈笑整日,很少有外人能参与其间,时人称他们是“嘉祐四友”。虽是铁哥们,但王安石与司马光却性格迥异、政见相左。

他们二人曾同在包拯手下任群牧司的判官。某日,群牧司的牡丹盛开,包大人雅兴大发,邀二人置酒赏花。两人平日都不喜饮酒,但包领导兴致很高,总是举酒相劝。司马光不好意思拒绝,只好勉强饮下,王安石终席一滴未饮。王安石的执拗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当了宰相,被人私底下唤作“拗相公”,并非没道理。

而两人的政见差异,早在变法之前就有苗头。宋朝是典型的士大夫政治,这得益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家法,任何事都可拿到朝廷上公开讨论。熙宁元年冬天,黄河以北大旱,国家财政紧张,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府的执政官向神宗提议,请大臣辞让祭天时赏赐的金帛。神宗于是让诸位学士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司马光、王珪和王安石三人。

司马光说。“现在国家用度不足,灾害接二连三,节省冗费须从贵近之臣开始,应该听从两府辞去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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