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先说一句爱因斯坦的话，他说“不可能用造成这些问题的思路去解决问题”。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我们现在出现这些问题的思路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能不能还用这些思路去解决这些问题呢。爱因斯坦说不能，也许我们说能，创造奇迹吧。

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既有城市化又有去城市化的问题，实际上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应该说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资本过剩的阶段，此前我们是资本短缺，大家都知道在发展主义导向的发展中国家，无论何种主义，何种党派，只要你面临经济基础领域中的资本短缺，政府都会亲资本，这都是必然的。而只要你引入外资，就会按照外资的要求来构建该国的上层建筑，也因此必然造成对外的主权负债，这几乎是无一例外的。因此不论何种主义，意识形态固然重要，但在经济基础这个决定性因素面前似乎就退而居其次了。只有告别了资本短缺时代才有可能出现战略性的政策体系调整。现在我们进入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都过剩的时代，也因此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等相应提出，这本身就是回应阶段性变化的产物。第二个阶段性变化也得提，这里面没有写，我在内部的会议上和一些国外的会议上提了，这个会上概括性引述一下。出于政府善意，我们在2003年10月份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全面稳定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是好事，但任何事物都是两面性的。刚才陈锡文主任讲到日本是长子继承制，我们土地承包法规定的今后永远不再分地制度比长子继承制有过之而不及。乡土社会过去赖以生存的机制，其中的一个是分家析产机制，因为分家析产不至于产生严重差别，因为分家析产需要劳动力维持，但这两个东西都在带有政府善意的法律出台之后都不再存在可能了。因土地不能再分而使得现在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自我阶级化、自我政治化，这也逐渐演变成了新的变化，也就是重大的社会结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变成了新的工人阶级，因为他不再是过去的农村小资产者。以前为什么叫“打工者”，他家里都有一份产，我们叫做“小有产者”，他们部分劳动力是小有产者派生的打工者。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收入，以防止小农经济不足以扩大再生产，你把这部分挡住的时候，这一部分人就变成了新一代的工人阶级，对抗性矛盾将在今后一段时间主导社会结构变化，这一点我们必定会再重复昨天的故事，不如讲新故事。同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是也有了自我阶级意识，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自觉的阶级了呢。多大程度上能够从政府经济中自我异化独立成一个阶级，这需要过程。当这两个对立阶级都成为独立的阶级的时候，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将会出现经典意义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