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转移与建构
——赵力对话旅美艺术家向阳
2010-07-2015：37：45
来源：《艺术财经》
q。1987年前后整个中国艺术界，包括工艺美院、中央美院都在做先锋实验的东西。那时候当代艺术对你有什么影响，或者已经朦胧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a：其实我们从小学习美术，接触的就是西方艺术：从画素描色彩，到梵高、塞尚。到工艺美院后就有了德库宁、安迪·沃霍尔，而且当时每年都有外教来讲课。我当时接触最多也最喜欢的是一些现代雕塑，看到后觉得这好像是我要做的东西。
q。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你已经不满足于平面的感觉，而试图追求空间的想法。
a。那时候想法很抽象，仍停留在绘画的平面概念。我喜欢抽象雕塑、装置一类的东西，但完全没接触过，只是特别强烈地想要去表达空间的、雕塑的、立体的东西。后来就要考虑怎么去做。1998年刚到美国时做了一批大理石雕塑，我才知道雕塑和绘画这么不一样，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具体的雕塑行为。喜欢或者说向往与真正去做完全是两个概念。
q。你是90年代末去的美国，和陈丹青、袁运生那一代在80年代初期去美国完全不一样。你觉得两地有差异。
a。差异很大，刚去的两年非常不适应这个差异。我大学成绩很好，受袁运甫赏识。毕业后去艺术研究院读中国画理论，后来又做影视，但是去美国时在本质上我已经对自己从事的东西烦透了。一过去后此前的一切都不成立了，就像一个陌生的东西要重新建构。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一想到重新建构就非常不适应。一方面还没完全把握新的东西，另一方面想迅速扔掉之前的东西，太痛苦了。
q。这种转变、适应和重建是慢慢建立的，现在看来，两年时间你解决了什么问题。
a。我接触西方艺术很早，后来又接触中国的，其实材料都已经在手上，但对如何建构自己的东西很迷茫。两年中我拼命地跑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把从古典到现代的西方艺术展览完完全全看了一遍，看他们有什么，然后思考我要建构什么。其实真正改变我的是环境，每个人的转变都有一个特定的方式，我的方式非常残酷。刚去的时候白天在餐馆、装修队打工，晚上累极了，还要泡个澡，然后穿上西装去参加自己的开幕式，这种反差经常会有。
q。这时候你的展览主要在哪儿做，是什么类型的作品。
a。在画廊，我因画廊邀请而去美国，1998年，展出从国内带去的油画，属于比较现代、抽象的。当时在全美第四大的费城报纸上，一个以前写过安迪·沃霍尔的老评论家还写了评论文章。当地评价还可以，展览没有间断，卖得也不错，但是自己觉得没意思，因为我对那些作品已经没兴趣了。我一直在考虑空间转移的问题，这个想法在到美国后更强烈，因为我本身也在转移。美国对我就像面隐形墙，亲切又陌生。好像把你扔进一间装了1000个人的屋子，每个人发你一把短刀，互相捅;活下来的再上一层楼，继续捅;直到最后一层，活下来的被供起来。随着认可度越大，曝光率越高，处境也越好，慢慢到现在就比较容易了。我不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像是被扔在那儿，在那儿发芽、自己生长。
q。2000年左右有了一个新开端，之前无论抽象或具象，你作品的概念还是比较纯粹，而这时的作品开始关注时事，为什么会有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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