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本土化思路
“三农”问题是历史必然和世界普遍现象
20世纪中国经济史主要是一个追赶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一般都是从农业提取的。中国是一个人口过多、资源短缺的国家，农业资源短缺，而农业人口总量很大，人均资源量就很小，相对的，人均农业剩余就更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从农业提取高度分散又很少的剩余，来完成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呢。那就是只有少数人在城市，才能更多地去占有农村的资源，才能形成城市的工业化；而农村，会仍然停留在相对比较传统的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的社会形态中。这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的客观历史必然。所以，只要追求工业化，就必然产生“三农”问题。如果工业化只能靠占有国内的农业剩余来完成原始积累，其制度成本就非常高，产生城乡二元结构就可以被作为高成本的制度来看待。
“三农”问题其实也是世界普遍现象。我已经去过三四十个国家，不论是印度、孟加拉、泰国、菲律宾还是墨西哥、巴西等等，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都是从农业提取积累来完成工业化，也都会出现农村凋敝，小农破产。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出现两极分化，城乡差别拉大。
中国是这些发展中人口大国之中唯一以战争形式（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成千上万人的牺牲），完成了民主革命的核心任务—平均地权。20世纪的下半叶，任何一代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宣布过给农民平均分地：1949年毛泽东宣布给农民土改，分了一次地；1978年邓小平推进大包干，给农民分了一次地；到1996年江泽民宣布二轮承包，30年不变，又给农民分了一次地。
无论是墨西哥，还是巴西，无论是印度，还是孟加拉，无论是菲律宾，还是印度尼西亚……比较普遍的问题是土地私有化条件下大地主、大农场主、大庄园主扩张土地，同期是农村凋敝、小农破产。而中国则表现为工业化进程加快时，拉动了农村流动打工人口，因此没有出现其他国家都出现了的大型贫民窟。也不是绝对没有，北京朝阳区“河南村”、丰台区“温州村”之所以被拆迁，其实就类似于贫民窟。
尽管我们已经有1.4亿农民人口流动出来，到沿海和大城市去打工谋生（2004年底据说达到1.7亿），这几乎是整个巴西的人口。但中国却是唯一的虽有大规模人口流动，却没有出现大型贫民窟的国家。这种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因为中央政府强调的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而并没有简单地强调城市化。
我第一次去墨西哥看到的是百万人口规模的大型贫民窟，找了一辆出租车，司机不敢熄火，调过头来随时准备跑，嘱咐我说，发现任何不对头，咱们就赶快逃。为什么害怕。这些地方根本没有所谓的法制、政府治理，警察、官员都不敢进去，是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控制的地方。
国内有些知识分子说，只要加快城市化，农民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他们上发展中国家去看看城市化，就可能明白，百万千万的农民是“城市化”了，但是大多数在贫民窟里。现在很多人主张土地私有化，一旦实现，那就是农民大量破产涌入城市，就是大型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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