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事迹材料精选心得体会5篇
01她是备受宠爱的江南闺秀，是风华正茂的北大高材生，却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光阴守护着荒野大漠的七百三十五座洞窟。人们亲切地喊她敦煌的女儿，她却说，我其实也想过离开。然而，在每一个荆天棘地的人生路口，她都选择了坚守。她是樊锦诗，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历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为敦煌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奋斗了56个春秋，并且还在继续做着贡献。2019年，国庆前夕，樊锦诗先生获颁国家荣誉称号勋章。
日前，译林出版社推出了《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这也是她首次直面读者，亲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该书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执笔。2019年10月21日，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樊锦诗本人出席活动。面对大家的称赞与崇敬，樊锦诗是谦虚的，对她而言，她一生挂念的，至今仍在为之奔走的——仍是敦煌。
文物保护学者的心灵史
我的经历很简单，出生在北京，上海长大，北大求学，到敦煌工作。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写什么自传、回忆录。在新书发布会现场，樊锦诗做了20分钟的发言，虽然几次推说自己年纪大了，可是在发言中每位观众都能感受到她干练的性格与深厚的学养，以及她对敦煌毫无保留的爱。
真正让她动念写自传的，除了这些年友人的建议之外，还有一种责任感。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她在敦煌研究院工作几十年见证的历史写下来，把那些和研究院前辈、同仁一起工作的故事记录下来。她讲到在工作中看到常书鸿院长、段文杰院长为敦煌所做的一切，讲到在政治不太平的年代坚守敦煌的研究者恪尽职守，讲到在条件依旧艰苦的情况下，依然有人深入大漠，默默无闻地把一生奉献给敦煌：他们对敦煌的爱真的是发自内心。敦煌能从老照片的废墟里，走过70年，到如今建成敦煌研究院，真正是这些老先生们带头留下来的。他们为之奋斗，白手起家，无怨无悔。我们这些后生呢。好像也要做点事儿。
于是这本自传就在她的讲述和执笔者顾春芳的记录中开始了。作为执笔者，顾春芳说，《我心归处是敦煌》是她研究写作生涯中格外不同的经历。撰写《我心归处是敦煌》花费了四年时间，用四年的时间为这样一位令我发自内心尊敬的人写一本传记非常值得。我并不是研究敦煌学和考古学的学者，写作这样一本书要重新学习，要做许多的准备。敦煌学的相关文献，敦煌艺术的相关研究，考古学的相关知识，壁画保护的理念和方法都是需要我逐一深入了解的领域，无论做多少准备都是不够的。顾春芳说，写作樊锦诗的传记她必须了解敦煌的学术史，但她并非写敦煌的学术史，我要写的是一个对敦煌学的方方面面有广泛研究并一生践行的文物保护学者的心灵史。
视保护敦煌为一生的使命
首发式结束后，樊锦诗接受了媒体的访问。樊锦诗与记者谈到了文物、旅游与数字敦煌之间的关系。樊锦诗对敦煌的保护，不仅是考古文博专业方向内，更在于她对保护敦煌理性的态度，有时候这态度甚至是激烈的。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正值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的时期，莫高窟的游客数量呈现急剧增长态势。1979年只有1万人，1984年突破10万人，到1998年达到20万人。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非常矛盾，面对当时有人提议大景区开发模式是大势所趋，甚至要将敦煌纳入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区建设规划并交由企业管理，樊锦诗寝食难安。毫不夸张地讲，那些日子里，我只要一想到让旅游公司经营管理莫高窟这样具有特殊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就会惊出一身冷汗。樊锦诗在书中讲到。
时至今日，她提到当时外界嘈杂的声音，态度仍然是坚决的，大景区当然不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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