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共和国功勋制度|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设想

我们希望藉此提出的，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问题。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感到，精神文明建设走到现在，制度化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了。最近读到几则让人不大好受的报道，说起来可以归为一类：

长春市挂面厂原厂长、全国“三八红旗手”苏慧卿未到规定退休年龄，被上级部门强制退休，苏多方上访，至今未有妥善结果。

武汉救火英雄卢国明不但后期整形手术难以实施，而且前期治疗费用也无力偿还。他的妻子透露说，现在她丈夫想到的是以死了结。

河南安阳见义勇为烈士王爱民的遗体存放在医院的冷柜里7年无人问津。

一个民族是需要点精神的。诸如艰苦奋斗，勤奋工作，见义勇为，公而忘私这类精神的实践者，不仅应当被倡导，更应当被善待。他们遭遇上述命运，大概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不幸。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国家，要比发生在其他国家更应该被我们重视。这是因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都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目标，对于在实践这一目标中付出特殊努力和牺牲的公民，显然应当得到国家的承认。其次，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衡量，对人的社会地位的肯定，除了精神和道义的褒扬之外，也应当有可以量化的“物”的指标。

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上，方方面面都做了并且还在做着巨大的工作，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但是同样没有人能够否认的是，有一些变化慢慢地发生了。在五六十年代，典型和模范的树立具有极大的社会感召力和社会动员的效率：雷锋、王杰、时传祥、王进喜……过去、现在都曾发挥了并仍在发挥着楷模的作用，他们不仅树在群众的心里，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和相当大的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并转化成为生产力。

今天，我们的生活中仍然涌现出一批成为典型的英雄模范人物，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典型涉及的领域上都大大地超过了五六十年代，宣传手段的丰富性也大大超过了从前。然而，一个具体典型所作用的时间，以及典型所能够形成的社会感召力都似乎不如从前。这种变化的原因，当然埋在社会风尚的变化和社会心理的变化里，但是我们最近读到而且普通读者也可能读到的这些事情，大概也可算得一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