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与“四史”运动 四史
“四史”运动兴起于特殊的政治背景之下，自始即偏离了历史科学发展的规律与轨道，而一定程度成为政治运动的衍生之物。但由于“四史”运动本身具有模糊、丰富的内涵，如吴晗这样的专业史家的着眼点，与毛泽东发动“四史”运动的初衷无疑颇有距离。吴晗这些文章有意无意间将“四史”运动之进行“阶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政治功利目的未着意加以强调，而着力挖掘、阐发编写“四史”对于史学研究的正面因素。换言之，吴晗试图通过对“四史”的编纂体例提出规范性意见，以将其引入真正意义的“历史”编纂之轨道。
1963年5月10日，毛泽东就中共东北局与河南省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作出批示：“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p297）1964年7月5日，毛泽东在与毛远新谈话时说：“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等于放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2月版，p316）“最高指示”的倡导，迅即转化为各级党委的组织发动，亿万人或主动或被动参与其中。在全民写史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之时，史学工作者亦被认为责无旁贷，必须虔诚投入，作“人民的史官”。一些史家纷纷撰文阐发这一史学研究的新路向，不少青年学子以写“四史”为时尚而竞相奔趋。“四史”运动热潮席卷全国，被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大业之一”、“历史科学中的一项革命”。
时为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史家吴晗对编写“四史”积极响应，且为之倾注了相当的心力。他以“吴南星”之名在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机关刊物《前线》接连发表3篇关于编写“四史”的文章：《谈写村史》（《前线》1963年第22期）；《再谈编写村史》（《前线》1964年第2期）；《从一篇稀有的史料想起》（《前线》1964年3月4期）。“四史”之中，社史、村史、家史均着眼农村基层。吴晗这几篇文章着重“村史”的编写，但“村史”与“家史”不可分割，因而“家史”的编写自然亦在其关注范围之内。“四史”是“革命的新生事物”，处于摸索阶段，无既有范例可循，更无典范性的著作可资参考。吴晗这几篇文章，着重对编写“四史”作理论阐发，并就实践中如何具体操作提出一些构想。因吴晗的政治、学术地位较高，这几篇文章影响相当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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