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宗教救赎与印刷术的诞生

乍一看标题，似乎这是几件不大搭界的事情。把看似不搭界的事情联系到一起，是福尔摩斯的过人之处，也是历史学家的一种智慧。很多时候历史的真相就像从地下起出的一堆破碎的陶片，历史学家的技艺，就是拼接、缀合这些碎片，努力复原陶罐当年的样貌。也许我们足够幸运，最终能够拼出一个完整的器物；也许留下来的碎片实在太少，而这个器物对我们好奇心的诱惑又实在难以抗拒，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拼接者在各个孤立的碎片之间努力建立起合理或不合理的关联。在碎片的边缘无法衔接的空白之处，就是各种联想、猜想和假说自由飞翔的空间。

印刷术的起源就是这样一堆高度挑战历史学家技艺和想象力的碎片。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面对这些碎片，不断提出各种假说。这些碎片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史料中关于早期印刷术的各种片段记载，一类是零星出土的早期印刷实物。对这些史料的不同解读，以及关于现存实物真伪和断代的不同观点，导致了万花筒般关于印刷术产生年代的众多学说。唐代已经出现了印刷品实物，因而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印刷术发明五代说、宋代说不攻自破。而唐贞观十年说（张秀民先生力主）、隋朝说、南北朝说，甚至汉代说，则各有所据，聚讼纷纭。上世纪六十年代，韩国出土了新的印刷品实物，旧的纷争尘埃尚未落定，战场上又腾起新的硝烟——域外有人开始挑战中国作为印刷术发明国度的荣誉。在学术刊物和国际会议上，韩国学者如获重宝，咄咄逼人，中国学者逐条批驳，寸土不让。战场从学术界一直延伸到媒体、民间乃至和国家外交联系在一起。活字印刷术、汉字的联合国申遗之争，让人不禁想到时下一些聪明人致富的捷径——抢注商标和网址。直到孔老夫子、西施、李时珍也纷纷被人强拉着去加入外籍，这场纷争更显现出光怪陆离的诡异之象。想来大洋彼岸的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这一国家竞争新概念的时候，也没估计到会把东方的古圣先贤和旷世佳人一同惊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