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新华文摘论点摘编
从“拉萨痘碑”看驻藏大臣的历史作用扎西次仁发表在《西藏民俗》2001年第二期上的文章研究了“拉萨痘碑”。文章说，“拉萨痘碑”位于大昭寺正门前，为清朝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钦命总理西藏事务大臣和琳竖立，碑高3.3米，宽1.2米，碑额刻有二龙，身尾相绞，龙头相对，含珠嬉戏，极其生动，碑身竖刻汉字。立碑缘由是和琳在任期间，西藏发生空前的天花病（出痘疹）传染极广，死亡人数众多，尤其在拉萨地区，人们并不知道此病能够治愈，对此极其恐惧，并按照当地的风俗，凡是有染痘疹者，皆驱至旷野岩洞或山溪水边，任其风吹、雨淋、日晒、冻饿，正如拉萨痘碑文中所描述的那样：“西藏遇有出痘之人视、恶、疮霉，痛为尤甚。即逐至旷野岩洞，虽亲如父子、兄弟、夫妇，亦不顾暇，竟至无一主者。”来藏办理藏务的和琳看到这种情形，“深感悯测”，于是在藏北“浪荡”地方，捐款修建房屋，让出痘的民众都在那里居住调养，捐款购办酥油、糌粑、茶叶，柴薪，并派弁兵及已出症之蕃民早晚散给，以资养赡，并教给了种接牛痘的方法。使97％以上的患者都活下来，经过和琳的不懈努力。西藏的天花病很快得到控制和最终的根治。这点，可以从和琳上奏给乾隆皇帝的两次奏折内容可知，于是“立石为纪”。
此碑竖起后，卫藏及安多地区老百姓在前往大昭寺朝佛转经之余，对此碑顶礼膜拜，和琳这样一位极具责任心的驻藏大臣也得到清政府的肯定和藏族人民的爱戴。乾隆皇帝对和琳在藏的成绩做了充分的肯定，在批文中强调指出：和琳奉差以来，办理一切卫藏边疆军需各事宜，定立章程，抚辑各部落，训练蕃兵，均能实心整饬，统理妥协。”由此可以看出，清朝积极整饬边疆、对边疆各地实行抚慰政策，对于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进行保护，加强了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凝聚力，使统一的多民族封建政权得到巩固。清王朝为了加强边防和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自清雍正五年（1722年）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到末代皇帝溥仪止，即从1722年―1911年，清政府共派出驻藏大臣173人，其中因各种原因合计扣除重任，复任，擢职者37人，实际到任者114人。清廷明智地利用驻藏大臣对西藏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外事及国防进行直接的管理，从而避免了出现“山高皇帝远”的不利局面，将祖国和西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社会经济方面而言，每次驻藏大臣的到任其实对于西藏的社会生产力是一种推动和促进，因为每次旧驻藏大臣回京述职和新驻藏大臣到任，并非单单一两个人，而是上百乃至上千人。这些人将内地先进的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等及时地带入西藏，包括书籍、水利、建筑、农作物、生产工具、瓷器等方方面面，使藏汉民族的相互交往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西藏每遇战争或天灾人祸，驻藏大臣总是同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商量上奏朝廷减免一切捐税，并抚慰西藏的老百姓，使西藏的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使西藏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热贡艺术技术初探
赵清阳发表在《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第二期上的文章，专门研究了热贡艺匠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创造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热贡艺术独特的配料、绘画、绘金的科学方法。文章说，热贡艺术始于元代，在这一发展历史中，热贡地方出现了许多久负盛名的著名工匠，仅隆务寺第一世夏日仓活佛时代，就有最著名的画匠年都乎噶吉、着龙、扎西、克知布恰宝、核日布扎西等等画师，18世纪到19世纪又在这一带寺院出现了曲麻勒哈、噶日罗藏核日布、维唐华丹、年都乎才让端智等大师。当代最有名的大师为夏吾才让，这些大师不仅在绘画艺术上有卓越成就，在绘画应用技术上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热贡艺术的基本技术和传统材料主要表现在10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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