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口述实录”

1898农历戊戌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短暂却惊心动魄的政治改革运动，尽管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且有大量史料留存，即使如当时的亲历者之一梁启超也写出了《戊戌政变记》这样的著作，但还是有一些鲜為人知的细节落在历史的缝隙中，有待人们发掘。当年一个名為吴其昌的学子因有幸陪侍在梁启超身边，并随梁启超频繁往来于北京清华园和天津寓所之间，使他得以经常聆听大师讲学，更有机会倾听大师讲述亲历的往事。那番情景，吴其昌曾这样描绘道：“尝夏夜侍坐庭中，先师缕述变法之役及护国之役身所经历者，恒至深夜；一夕，竞至东方黎明。”梁启超彻夜讲述的“变法之役”，即是1898年6月至9月发生的“戊戌变法”。

但是最初的时候，梁启超尽管谈兴正浓地向吴其昌作“口述”，而吴却尚无為之作“实录”的意识。结果，多亏了吴其昌朋友张晓峰的提醒和约稿，才使得梁启超的这份“口述实录”得以留存。那天，吴其昌突然收到张晓峰邮来一册其撰写的《梁任公别录》，原来他知道吴其昌陪侍暮年梁任公讲席，并时常听梁启超讲述“所谈颇多世所未知”的“变法之役”等史事，便希望吴其昌能提供一些鲜為人知的内容，以充实他这本《梁任公别录》。正是由于张晓峰的这一提醒和提出的这一请求，才使我们得以了解到那些历史缝隙中的“戊戌变法”细节。比如我们都知道“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君子牺牲于菜市口。而临刑前发生在谭嗣同身上的悲壮史事，梁启超的讲述，就远比《戊戌政变记》一书交代详细许多。如在变法失败大祸将临时，光绪帝曾央请英国使馆保护康有為离开京城，而没有求助于日本驻京公使。但此时日本公使林权助“事先已奉有相机保护（清廷）政治犯之密令，至是乃自献殷勤，戮為营救”。日本此举，动机则如梁启超向吴其昌讲述的，為“时日人初行新政，一颦一笑，惟欧洲是效，以為欧洲之文明政治，有保护他国政治犯之举也，亦欲在中国有所树為，一以夸耀文明于欧（洲）人，一以树势力于中国政党”。為此，林权助在营救谭嗣同和梁启超时，确实是用力的，当时北京城尚无新式马车，他们就用绿呢大轿把谭嗣同接到日公使馆，接着又以绿呢骡车把梁启超相继迎入。谭嗣同与梁启超在日使馆呆了两天，他们“日夜计划营救（光绪）皇上之策，乃计算南海（康有為）先生之行踪”。忽一日，谭嗣同好像突然想起什么，只见他迅速回到房中把自己关起来，好半天出来后，手上已拿着一封信。谭嗣同也不说什么，只是请日使馆帮他把这封信投送出去。交代好后，谭嗣同才笑着对梁启超说，“我必须告他一状。”梁启超听了一头雾水，想听究竟，谭嗣同却再也不多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