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寒烟旧日时|忆昔少年时

1我于1928年出生在安徽芜湖，1947年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就读机械系。1951年大学毕业，我援朝参干（以干部身份参军）。朝鲜没去成，但却跨进了人民海军的大门，从那时起，再也没有离开过舰艇。

1950年11月，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在上海百老汇（现上海大厦）召见了时任华东海军第6舰队参谋长的傅继泽。肖司令开门见山地，我们要立即筹建潜艇部队，苏联政府已经同意帮助我们培训一批潜艇人员，地点可能选在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并让傅继泽担任我海军潜艇学习队伍的领队。1951年2月傅继泽又奉令来到北京，肖司令员讲：“苏方已经同意培训地点改在苏联太平洋舰队旅顺基地（当时由中苏共管），时间是1951年至1953年。”

1951年4月，潜艇学习队的成员在北京集中，作出发前的准备工作，由于潜艇是我军的一个全新兵种，所以参加学习的人选非常严格，真可谓是万里挑一。每人都为自己能身历其中，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委刘道生、参谋长罗舜初接见了学习队员。刘副政委在报告中讲道：“你们学习潜艇是‘领袖所嘱，全军所托，全国所望’。”并且送给每人一支上海产的大“金星”钢笔，后来又请学习队员吃了一回地道的西餐，味道很好。当时队员们还想：以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每天都能吃到这样好的西餐了，可后来才知道，苏联的西餐蛮不是这么回事。

1951年5月初，学习队抵达旅顺基地（我是9月份由大连二海棱去学习队的），开始正规学习。当时，苏军有4艘“梭鱼”级（“秀克”级）潜艇驻在旅顺军港。我们也按一对一的原则，为每艇配齐艇长、政委、部门长一直到水兵整套人马。还有一个支队部，支队长就是后来曾任海军副司令员的傅继泽将军。

当时，我们是衣食住行全盘“苏”化，开始觉着非常不习惯。首先是吃，我们的伙食和苏军潜艇兵一样，俄式西餐（潜灶）：牛奶、面包、黑列巴（黑面包）、蒸养麦饭、红甜菜汤、肉汤、生鱼片、土豆泥、肉饼。连喝茶也要放两块方糖，我们吃着都特别不对口味。尤其是用腌鲱鱼做成的生鱼片，又成又腥，真叫人难以下咽。不过现在回想起来，那带点酸味的黑面包还有生鱼片，倒也算别有风味吧。当时苏军是发莫合烟（一种用烟叶和烟梗加工成类似我国旱烟末），现抽现卷。我们都是用干净的白纸卷，而苏联水兵却说，抽莫合烟必须用《真理报》（苏共中央机关报）报纸卷着抽才有味，至于报纸上那么多油墨，一吸都到肺里去了，他们根本不在乎。不过后来我们也用《真理报》卷着抽，也没什么事，我今年都快八十了，肺没闹什么毛病。

苏联水兵洗脸也很简单，龙头一开，双手合拢接水，往脸上一抹，干毛巾擦就完事了。还有，他们没有热水瓶，就喝自来水。当时我们和苏联水兵住在一起（他们住楼上），晚上不许熄灯，整宿都开着灯。

学习期间，我的任务是学习柴油机的原理、构造和操作维修，但并不实际操作，仍由艇上的苏军轮机兵在现场手把手地教我们的艇员。

当时我的俄语还不太好，队里专为我配了翻译。和苏联水兵相处的时间长了，彼此也有了感情。有一位苏联水兵还给我起了个俄文名字，叫“康斯坦丁・亚历山大诺维奇・李”，“康斯坦丁”是名，“亚历山大诺维奇”是他的父名，他说我们是兄弟，应该用同个父名。当时正是申苏关系的蜜月时期，他们真心教，我们认真学，情同手足。不过苏军上下级关系等级森严，远不如我们官兵之间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