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把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推向法制化
近几年来，随着一些“公共突发事件”曝光率增强和公共权力运行透明度提高，“官员问责”成为社会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热点，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的行政问责法规，把责任追究机制引入行政管理之中。但各地由于在行政问责范围、标准和程序上缺乏统一性、规范性和严肃性，也引起很大的争议。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提出：要“积极推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严肃追究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这一表述为官员问责范围和标准提供了依据，《暂行规定》的出台，是使“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步入法制化的重要步骤。
首先，问责的对象范围或客体是负有领导和决策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与以往“问责”基本上是行政系统内部问责的方式不同，《暂行规定》明确地把党委系统也纳入问责体系，把问责的范围覆盖到政府和党委两个系统，消除了以往只在行政系统问责、而同样负有领导和决策责任的党委系统却置身事外的疑虑，使问责更加规范合理。同时，问责的对象是各级各类党政系统“负有决策领导责任”的“领导干部”，而不是承担事务性工作的全体公务员。公务员在执行事务工作过程中违纪违法，按照公务员法及相关法律和纪律处分条例规定执行。例如，某公务员开会睡觉，有纪律处分条例，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与问责无关，不能用问责制代替纪律和法律追究。从国际惯例来看，问责制属于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而不是法律层面的制度安排，那些负有决策及政治责任的官员是问责的主要对象，如果随意扩大问责的范围，就可能造成问责混乱和不严肃的后果。
其次，问责制是对负有决策领导责任的官员从政过程及公共权力使用过程的“不作为、无作为、作为不力、乱作为”的控制和监督。目的是对那些可能“庸、懒、无德行、无政治责任品格”的官员适时监控，使他们在从政过程中不敢懈怠。否则，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要负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行政责任，必须引咎辞职或勒令辞职。至于那些胡作非为而触犯党纪国法的官员，则应该按照相关的纪律处罚和法律法规处理，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纪律责任。例如，报载德国某市规定，乘坐公交车时必须为60岁以上的老人让座，而市长本人一次乘车时由于专心看报，没有注意到身边站一位老妇人而没有让座，结果被一位市民拍照送到电视台曝光，引起市民不满，最后引咎辞职。市民认为这样一位没有爱心、没有道德的人当市长，公众实在不放心，不能指望他照顾好公众利益，更不能成为公众的楷模，他必须为自己身为市长的行为负起“道德责任”，必须辞职。这就是“问责制”的实质，要“权责一致”，领导必须承担更大的政治、道德和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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