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港爆炸”次生舆情演化探析

封面文章拟发3p“爆炸”后的次生舆情冲击波

——“天津港爆炸”次生舆情演化探析

马雪健刘颖朱彬

8月12日23时30分左右，天津滨海新区一处集装箱码头发生爆炸。随着伤亡人数的不断增加，“天津港爆炸”震惊了国内外舆论场。与救援工作同时展开的舆情处置工作，却在万众瞩目下频亮“红灯”，也成为该事故中需要反思的环节。值得注意的是，如此重大的突发舆情却旁生“枝桠”，四散漫延的次生舆情不断增加着政府舆情处置的成本，但同时又为舆论引导工作提供了契机。因此，如何用好这把“双刃剑”，是我们应对重大突发舆情前需做足的功课。

图：“天津港8·12爆炸事故”次生舆情脉络图

一、“天津港爆炸”舆情次生过程中的“众生相”

1、网民：由将信将疑转为群体共识

从“天津港爆炸”舆情主线来看，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网民对于爆炸原因、救援情况、追责等问题持续关切，助推舆情烈度不断升高。而官方在此过程中表现出的三缄其口、主体不明等状况，无疑为舆情次生留下了缺口。当主线舆情开始分流，“小道消息”也随之鱼贯而出，由于无法及时得到权威消息印证，在负面情绪主导下，网民就会由将信将疑的观望状态，逐渐转变为确信不疑的共识。如爆炸起因调查过程中，网上盛传瑞海总经理只峰是天津原副市长只升华的儿子，随即网络舆论关注点开始向涉事企业的背景方面转移，多名政府高官无端“躺枪”。

2、媒体：由舆论疏导转为公众诘问

在爆炸事件之初，天津本地媒体可谓抢尽“风头”。在经历了集体“失声”的质疑后，天津卫视播放韩剧的桥段让紧盯事故的网民集体侧目，对媒体的声讨也由当地媒体泛化至其他主流媒体。在此基调中，媒体对公众的情绪疏导并未起到太大作用。而随着由民众助推形成的次生舆情纷至沓来，媒体一方面要保证信息传播的及时性，满足民众的关切。同时也开始代表民众进行诘问。在信息深挖的过程中，同样也会助推舆情的多极化方向发展。如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追问“只峰是谁”，这同样给网民以暗示——此事必有蹊跷。这就为网络舆论场设置了议题，关于企业背景的人肉搜索、谣言等慢慢滋长，伴随着媒体的发问而生，又随着媒体的辟谣而亡。

3、政府：由主动介入转为被动应对

对于此类重大突发性舆情事件，舆情多极化发酵，直接为涉事政府的舆情处置工作增加了难度。从外界的反馈来看，在对爆炸舆情的响应上，发声滞后无疑是舆情处置的最大弊病，这也让当地政府错失了主动权。随后，一场舆论倒逼政府的“拉锯战”持续上演，而每一起次生舆情的出现，又将看似准备充足的涉事主体逼至被动境地。从几次新闻发布会情况来看，相关部门及官员面对突如其来的舆情转向表现得信心不足，面对追问更是“踢皮球”、“打太极”甚至犯迷糊，被动应对让舆情对策捉襟见肘，频频使用的“鸵鸟战术”，加速了次生舆情“火苗”不断延烧。

4、大v：由理性分析转为负面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