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加强廉政建设的必要性加强廉政建设的必要性

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巴枯宁有关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时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或许需要作一些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夺取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为此，“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并指出：“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但是，他们也深深了解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复杂情况。恩格斯曾经分析说：“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

所谓“祸害”，其要义就是权力的侵蚀，就是已经掌握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的无产阶级政党，其领导干部亦可称之为“官吏”和“政治家”们，因为权力而在“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逐渐形成其特殊的既得利益，而日益同社会同人民群众相脱离、相异化，以至由“表面上”达到“实质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由公仆变成主人，最终走向社会的对立面，陷入“腐败的泥沼”。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江泽民也正是这样分析了中国的情况：“由于我们党处在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党内有一些人逐渐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看成是自己的所谓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用来为自己捞取不合理的、非法的私利。他们甚至把这些东西看成是谁也碰不得、动不得的私有财产，想方设法地要去维护和扩大这种所谓既得利益。这是十分危险的。”必须认识到，这种权力的侵蚀或“祸害”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阶级执政党构成的挑战，在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和严峻。这除了因为前面分析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特点以外，还应看到，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经历、所目睹、所说、所想的情况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人民民主专政并不如“革命转变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那么短暂，而是长期的。这些情况，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对腐败的任务更为艰巨、更为严峻。

总起来说，腐败与权力有关。腐败是掌握权力的人在利己主义的动机和目的的支持下以权谋私的行为。腐败的主体始终是政府官员或领导干部一换言之，权力是腐败的前提条件，任何人只有在拥有一定的职权之后才有可能利用手中的职务之便获取私人利益权力本身当然并不必然导致腐败，而当手中的权力产生额外的私人利益时，这种权力就成为腐败之源。即是说，其额外私人利益与其公职存在必然联系时，或者说是其公职的自然增值时，该官员便是腐败的官员因此从权力角度看，干部或官员为获取私人利益而对手中职权的非正当使用就是腐败二腐败总是伴随着牟取私利的特殊动机，其主观条件便是干部或官员的思想政治和道德素质。因此，党风廉政、反对和防止腐败，其主要指向毫无疑问就是领导干部，就是旨在改变那些导致领导干部腐败的动机和主观条件。如江泽民所指出的：“我们说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深人开展反腐败斗争，重点就要解决好县以上党政领导机关和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为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由于卖官胃爵及其带来和助长的其他腐败现象，造成。人亡政息。、王朝覆灭的例子，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历史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注意。”欠管住并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第一位的内容就是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焦点就是反对和防止权力的侵蚀。在这个意义仁，严重的问题确实就是如何教育干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