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究秘书理论研究的实践性

秘书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这已是秘书学界的共识。然而，秘书理论研究如何适应秘书学科的这一重要特质，并在理论研究中始终具有明确的实践意识。这一问题学界鲜有论及，颇有深入探讨之必要。

秘书理论研究的实践性源于秘书学科的实践性。这里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秘书理论研究要随着秘书工作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保证秘书理论的前沿性；另一方面，秘书理论研究要对秘书工作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作出科学解读，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秘书理论要跟上秘书工作的新变化，及时关注秘书工作的新内容。

这一点已在秘书学教材中得到广泛体现。比如，杨树森所著《秘书学概论教程》直接将“秘书工作内容的变化”写入教材，诸如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信息科学的引入，信息工作成为秘书部门最为重要的常规工作之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谈判事务、公共关系成为秘书工作的新内容；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网页（站）管理成为秘书工作内容之一等[1]，对秘书工作具体内容的变化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概括。

另一方面，针对秘书制度建设、国家秘书职业标准的变化等，秘书理论研究者也从理论角度进行了解读，客观地评价了其理论地位和作用。比如，关于《国家秘书职业标准》中的“秘书”定义，何宝梅持肯定态度[2]，常崇宜和杨树森持批评态度[3]，就是研究者们对秘书实践的新变化所作出的反应。

2、以秘书学研究对象和秘书工作内容的新变化为契机，及时发展秘书理论。

这一点在“秘书的定义”这一问题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秘书学初创时期，秘书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名称之一”[4]，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并且有了国家职业标准。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是在占有了有关秘书工作内容的新材料之后来不断发展秘书学基础理论的，但并不是说有了新材料，秘书学基础理论就要全面翻新。新材料到底带来基础理论的哪些变化，还要看现有理论是不是对新材料依然有解释力。随着秘书学科的不断成熟，基础理论翻新的空间日益缩小，充分发挥现有理论的解释力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