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地流转下的职能转变

乡村组织面临的新困境

从中可以看出，乡（镇）政府的职责范围几乎囊括了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农村土地流转之后，农民的利益诉求发生了新的变化，作为与农民直接打交道的乡村组织，其职能也要求随着农民利益诉求的改变而改变。但是在我国农业税费改革之后，作为乡村组织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的“三提五统”取消了，乡村组织在从上级得不到足额的财政拨款，从下没有充足的资金来源的情况下，无法有效进行本辖区内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从而使乡村组织面临着新的职能困境。１.工作中维稳的压力增大农村土地流转之后，农业生产将会投入更多的机械、资本和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劳动力的投入将会大大减少，这一方面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机械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这些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除了少数人能够作为现代农业工人参加经营流转后的土地耕作外，其余大部分人只能通过第二或者第三产业转移，或者谋求其他的就业渠道，或者只能闲置在家。但是我国现在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还不足以吸纳足够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在我国目前城乡一体化发展不成熟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完善的时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产生的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成了农村社会安定的隐患，没有合适的职位安置他们将使得乡村组织面临很大的维稳压力。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因为农村土地流转而导致的群体事件，这增加了乡村组织处理这些事件的成本，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乡村组织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乡村的隐形风险加大。［１］２.工作质量不高且效率低下目前形势下，农户一般通过土地互换、土地出租、土地股份合作、土地入股和土地转包等五种形式实现土地流转。［２］在土地流转过后，大部分农民基本不再耕种土地，也就说通过土地对农民束缚已经基本不可行了，农民外出务工没有了后顾之忧，这会促使大量的农民走出农村，以致于长期居住外地。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组织的工作人员在开展工作时往往会面临着找不到本人的尴尬局面，这会使很多工作没法开展，上面出台的政策传达不到村里，或者即使能够传达到村里但真正能够领会政策精神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务工，导致政策没有起到实际的效果。出现这种情况后，很多乡村干部表现出了工作不积极、“消极怠工”，甚至很多乡村干部把自己放于一个有利位置，工作中不作为或者少作为。３.职能模糊不清土地流转前后，乡村组织工作的重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流转前，乡村组织主要完成诸如税费收取、计划生育、普九达标等任务，而这些任务一方面十分明确，另一方面乡村组织乐于要坚决的完成，因为这些任务指标是与他们的工资相挂钩的。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乡村组织结合成利益的联合体，它们互帮互助。但是在土地流转之后，乡村组织任务中重要的“税费收取”没有了，这等于直接切断了他们很大一部分经济收入来源，导致他们工作积极性的下降。另一方面，现在“维护农民利益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３］乡村干部工作时必须首先考虑农民的利益，一切从农民出发。这导致原来一些软指标现在却成了硬指标，比如传达上级指示、提供公共服务等现在成了乡村组织工作人员工作的重点。但是这些软指标没有具体的考核标准、难以量化，乡村干部在开展这些工作时也没有具体的指导标准，很多都是靠领会，自己琢磨，这导致了原来的软指标现在“硬”不起来，乡村干部大多感觉这类工作没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