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与公民社会

信任与文明

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以前，我总是先问问那些在银行或市场上排队的人们，抽烟是否让他们感到不舒服，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点烟了。而当公共场所开始禁烟，以及所有的工作和社交场所禁烟以后，我就不再问我周围的人是否打扰了他们。对此，我已无能为力。这种事不再是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的了，它现在完全变成了是法律和命令在起作用。在法律禁止我吸烟的地方，我当然不会抽烟，但在法律允许的地方，我也不想问别人吸烟是否打扰了他。

如果我可以吸烟，我就吸。我不再与人们协商行为可接受性的界限。摆脱了关怀而实际上是文明的重负，吸烟也因此由法律即体制而不再依靠协商和我所说的信任来管理了。为什么信任。因为通过自愿克制吸烟和自己的欲望而有益于陌生人，我会养成尽管是短暂、即时、甚至矛盾的行为方式，一种社会约束。实际上，我或者我们都向别人承诺了由未知的第三者在未定的时间里履行的象征性信用标准（尽管是微不足道的）。准确地说，这种象征性信用就是福山（1996年）和其他经济学家用信任界定的社会资本。然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随着人们协商能力的逐渐降低、信任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互动领域完全由法律规定来明确，而就其本质来说，这些规定是不利于信任发展的。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再抽烟了。

然而，上述故事的意义是两方面的。第一，它极平常的性质来自于我们日常生活中那种经常性的互动：没有特色，也不脱常规，只是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那种行为和互动——像排队等公车一样。第二，这种看似简单的互动行为表现出这样一种认识事实，即行为者是个体单位，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有能力协调其行为影响。这种协调主要不是通过法律，也不是由传统或者宗教习惯，而完全是通过将他者看作个体的文明认知来调节的，因为他人的偏好可以约束（或者无法约束）自己的欲望。

毫不奇怪，我们也许还可以在礼仪成规和文明规则中看到这种看似矛盾的动态，但我坚持认为这种动态对于认识公民社会的本质是决定性的。毕竟，在“请把盐瓶递给我”和命令别人“把盐瓶给我”之间存在着什么差异呢。当我们用“请”字来表达我们的愿望时，不管多么正式，我们知道别人可能会拒绝。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清楚别人的行为，因此也就知道别人的自主性。我想，那些力图教导孩子行为方式的家长能够认识到自主对于他们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任何经过抚养儿童成长阶段的人都知道，用“请”字（即使是个无意义的词）来表达请求是多么的重要。默认这些请求措辞是多么容易，而当连续不断地使用“给我”用语时是多么使人发怒。

长期以来，这种话语方式已经积淀于我们的内心，而我们却忽略了它们的基本含义。不过，只要我们肯花时间去思考，它就会很明确。用“请”和“谢谢”来表达请求是对请求实现程度偶然性的认识，并且使甚至很细微的东西成为一种象征性礼物。显而易见，改变本来可以拒绝我们请求的事实不会以任何方式承诺实现我们的请求，并像从前一样，“以其自由意志”而行动。一旦我们认识到可以有更多的选择，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它的作用。由此，我们也就从根本上承认了对话者的自主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声称，礼仪规范就是服从的民主化：一旦在社会等级中受制于我们的上司，那么，服从就会转变成所有（或近乎所有）互动行为的一个方面，就像共识变成现代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一样。那些相同的社会结构将个体置于其道德行为概念的核心，在这些个体中，信任的理念被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