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法制化若干问题研究

一、腐败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历史现象

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自从人类出现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私人占有以来，这种现象一直存在。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要私有制没有从人类社会中消灭，腐败这种社会痼疾就不可能自动消失。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既非现在所有，也非中国所独有，古今中外莫能例外，是全世界各国政府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中国古代将贪污贿赂犯罪定为“墨罪”、“贪罪”，也概称“赃罪”。在《辞源》中，“贪”字解作“爱财”，《春秋左传》杜预注：“墨，不洁之称”。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云：“贪，物欲也。”

公元前16世纪，商王朝确立，为儆戒百官而制定了“官刑”，严禁官吏腐败风气的十种犯罪行为，谓之“三风十愆”。规定，凡国君有犯而臣下不加劝谏、匡正者，处墨刑。

西周制定的《吕刑》，有“五过之庇”的规定，其中所列的“惟货”、“惟来”两种犯罪行为，就是专指贪污勒索，受贿吃请的腐败罪行。战国时李悝所着《法经》，其中《盗法》、《杂法》中有惩治盗贪财货、假借不廉、收受贿赂等条款。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巩固新生的封建皇朝，厉行法治，整肃吏治，严惩贪污，在出土的《云梦秦简》等资料中记载有告诫官吏要“廉洁”和“精廉”，强调“临财见利，不取苟富”对官吏贪赃枉法者要严加惩处。秦律中还规定有“通钱”罪名，即贿赂罪，“通一钱黥为城旦”，较党盗为重。“知人通钱而为藏”的窝赃者，尽管“其主已取钱”，仍予论罪。

汉史记载有。“太子郭夫人弟为曲周县吏，断盗官布，法应弃市”的案例。东汉末年最大贪官梁冀，利用外戚势力专权，巧取豪夺贪贿，20年聚敛的财产价值达30万两。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臻于鼎盛的朝代，唐律将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经济犯罪概括为“赃罪”6种：即受贿枉法，受贿不枉法，占所监管财物、强盗、窃资、坐赃。尽管唐朝的法律十分严密，但贪污之风依旧。如唐朝的大贪官杨国忠凭借杨贵妃的势力，巧夺无度。

宋朝的包拯惩治贪官污吏的事例人们从史书和戏剧里已有所闻，至今有口皆碑。如北宋时期的将军石延祚坐监包赃，被弃市；供奉官李继昭盗卖官船，被弃市等。

明朝的洪武年间，工部待郎韩铎卖放木瓦匠土工，分卖木炭，钱钞入己，被处死列；管军卫吏范彦彰等55人重支、昌支赏赐，均被诛杀。

历史上所称的“一百五十大臣伏法”之事，就是发生在清顺治到光绪九年期间的案例。据史载，其中贪污赃枉法、玩忽职守者达97人，罪犯自公候、亲王、大学士，至高级将领、监察官和封疆大吏在内；干隆四十六年，以甘肃布政使王延赞、陕甘总督劳动力尔谨为首的谎报灾情、集体贪污银两的大案，被斩首者有22人。清嘉庆年间查办的大贪官和坤贪赃8亿两之巨，超过清朝国库10年的总收入。

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几乎没有不出腐败现象的朝代。即使在吏治清明的“贞观盛世”也出现过濮州融吏庞相寿贪污案。北宋中期仁宋以后，贪赃受贿的官吏“十有六七”，至北宋末年徽宗时，蔡京当政，贪污风盛，贪吏竟达十之八九。明代虽严于执法，但贪污现象却无法抑止，贪官人数无法数计，据明臣邹缉疏奏，在成祖永乐时期，“贪官污吏遍布内外”。正如我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王亚南所说的：中国官吏政治史“实是一部贪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