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解放议程的晚期马克思主义

【正文】

借用特里·伊格尔顿的说法：如果不关注作品的历史参照范围，就很难公正地对待“书页上的词语”。（注：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这一点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放政治的最基本的特征，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无论诉诸于什么手段的主体解放都是一种乌托邦空想。因此，当阿多尔诺说出：“站在救赎的立场上，按照它们自己将会呈现的那种样子去沉思一切事物。知识唯有通过救赎来照亮世界：除此之外都是纯粹的技术与重建”时，（注：阿多尔诺：《最低限度的道德》，转引自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页。）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就终结了。《否定的辩证法》（1966年）只不过是阿多尔诺为即将粉墨登场的后现代剪了个彩。事实上，在它的前一年，阿尔都塞以其文集《保卫马克思》已经开始系统地收拾主体解放的意识形态呓语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演进的一个新传统。差不多在同时，作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肇始者的卢卡奇也在反思如何重新“面向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70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获得了多元的面孔，这种多元性在90年代甚至发展成每一个个体理论家都可能声称拥有作为个体理论家的马克思，也可以存在没有马克思在场的马克思主义（如德里达）。从思潮的角度看，如果省略去接近传统（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那一部分激进思潮，用张一兵区分出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以及“晚期马克思主义”三个术语来命名70年代之后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大致是恰当的。但是如何定义这三种思潮或给出界定这三种思潮的理论边界却是一个必须深入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因为，如果说安德森等人从西方地域范畴出发整合与东方（前苏东、中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相左而事实多元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做法是可取的话，那么同在西方屋檐下的异质性理论认定就必须站到理论逻辑的边界上。本文拟讨论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特征。

第一个明确使用“晚期马克思主义”（latemarxism）这一术语的是杰姆逊，在《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尔诺，或辩证法的坚持》（注：fredricjamesonlatemarxism：adorno，or，thepersistenceofthedialecticlondon：verso，1990.）这本书中，杰姆逊讨论了阿多尔诺和后现代的关系，他并没有简单地将阿多尔诺视为后现代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种，而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致力于一种业已丧失了它的历史当前性的活思想，在这一点上，他将阿多尔诺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我们当今需要的东西”。（注：参阅《时间川流中的阿多诺》，载《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在这里，我们遭遇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立场，即晚期马克思主义首先强调经典（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失去了其历史语境而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获得新生。这一立场在杰姆逊以及受其影响的德里克那里，也在有着独立理论来源的世界体系论者（如华勒斯坦、弗兰克等人）以及解构主义者德里达等人那里得到极为清晰的体现。可以说晚期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必须具备这样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效性，但同时坚持马克思的可错性，即一种开放的和差异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事实上，这一立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在这一点上，晚期马克思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大的继承性，并且这种继承性在其理论逻辑中也能容易地指认出来。这一问题笔者将在其它地方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