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负担和国企革新

内容提要。本文构造一个考虑了政策性负担的博弈模型，希望找到取消政策性负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我们通过利用这个模型，对私有化但仍保留政策性负担与取消政策性负担，企业依然是国有这两种改革思路进行比较，发现虽然这两种政策均可以使企业选择最有效率的生产行为，但考虑到增强企业的自生能力与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等因素，后一种政策应该优于前一种政策。接着我们还进行了政策选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现实与我们理论预测的偏离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解释。

关键词：国企改革政策性负担私有化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却一直都是一个没有被攻克的“堡垒”，并直接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低效率。许多经济学家把它归结为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诚然，这确实是一个原因。但我们知道任何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还要去寻找一些其他的一些更加本质的原因。

在这里，我们仿照了becker（1974）（关于becker这个模型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gibbons，1992），构造了一个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博弈。在我们的模型中，主要考虑了国家强加给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这个因素，并想考察它对国有企业的影响：

一、model：

假设国家与国有企业进行如下的博弈：

第一阶段，国有企业选择一个行动a，，可使得自己的获得收入，并使国家得到，其中为国有企业减去因a发生的各种成本后的净收益（利润）；为国有企业对国家赋予其的战略性以及社会性任务的完成情况，也即是对政策性负担的完成情况。

第二阶段，假设对国家而言，不可观察，可以观察，企业对国家上报一个。国家观测到企业的与以后，选择给予企业的奖励或惩罚b。其中惩罚可以是征税，奖励则可能是税收优惠或财政拨款等等。其中企业的收益（效用）为，国家的收益（效用）为，其中1>k>0反映出国家是关心企业的盈利状况的（这也是通常所说的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一般而言，利润越高，完成政策性负担越多的企业，国家对其越关心。也就是说，那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k值就比较高，而那些小企业的k值就较低。

假定行动是一个非负数字，a0，收入函数、严格凹且分别在>0，>0达到最大值；与b都是或正或负的数字，也即企业的利润与国家的奖励或惩罚都可正可负，但必须是一个非负的数字；效用函数u、v递增且严格凹。

二、基本结论

由这个模型可得以下几个定理：

定理一。在充分信息的条件下，即时，企业将选择一个，使得达到最大。

这充分说明在充分信息条件下，国有企业也是有效率的（证明见附录）。

但实际上，信息是不充分的，我们可以得定理二。

定理二。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企业有动力隐瞒利润，以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且企业也不会选择一个，使得达到最大。（证明见附录）

这个定理的结论与中国国有企业的现状是一致的。企业少报利润，而且也不会选择最有效率的生产。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以及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但这并不是国有企业所特有的。比如在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也不可避免会产生这种现象。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正如我们后面所要分析到的，由于政策性负担的存在使得国家不得不为企业的亏损负责。这样无形之中大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从而使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

三、改革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