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文章用典文学史作用

孔融作为建安文学前期的代表作家，其文学创作体现出从汉代文学开始向魏晋文学转变的特征。这不仅表现在孔融文学作品的总体风貌上，而且也体现在其文学作品的用典上。正如徐世溥《榆溪诗话》所说：“前汉诗不使事，至后汉郦炎《见志诗》，始有‘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及‘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之句。孔北海‘吕望’、‘管仲’两言耳，曹氏父子益张之。”[1]（rv）这尽管是从诗的角度来立论的，却说明了孔融文学作品中的用典在我国古代文人创作用典风气的形成与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本文拟就孔融作品中用典的文学史意义进行探讨。孔融作品中用典的文学史意义，首先表现在用典的数量与范围较前代文人有了一个大的飞跃。据我们统计，孔融作品中共用典200多次，典故的出处共涉及到30多部著作。其具体取典情况是：《史记》44次，《汉书》26次，《左传》25次，《诗经》23次，《论语》20次，《尚书》12次，《公羊传》和《易》各8次，《楚辞》5次，《韩诗外传》、《礼记》、《韩非子》和《战国策》各4次，《苟子》、《国语》、《庄子》和《吕氏春秋》各3次，《淮南子》、《谷梁传》和《周礼》则分别用了2次，《孝经》、《古诗十九首》、《尔雅》、《潜夫论》、《白虎通》、《孔丛子》、《新序》、《逸周书》、《管子》和扬雄《解嘲》、刘向《孙卿子后序》都是1次。由此可见，孔融诗文中典故来源最多的是《史记》与《汉书》，其次是《左传》、《诗经》、《论语》、《尚书》、《公羊传》和《易》等经书，再次为子书与集类著作。

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来说，孑l融诗文中的用典取之于经类著作者最多，共106次；取之于史类著作者为次，共78次；再次是子类著作，共22次；最后是集类著作，共8次。同时，孔融作品中典故的来源范围也比较广泛，共涉及到30多部著作。下面我们就孔融作品中用典与取典的基本情况，分别与孔融之前、同时、之后文人作品中用典与取典情况做一比较，借以突出孑l融在用典数量与范围上的文学史价值。

其一，孑l融之前文人用典数量较少，取典范围较窄。先秦时期的《诗经》有相当一部分为民歌，基本不用典，其中公卿列士所作的诗篇有引用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与谣谚格言的，但总体不多；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与《诗经》相比，用典多一些，但多引用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引用成辞的较少。先秦时期的散文引用较多，但主要以《诗经》为主，政治伦理目的很强。有汉一代文人作品中的用典，从西汉到东汉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即文人用典的痕迹愈益显著。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云：“然自卿渊已前，多俊才而不课学；雄向已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2]（p699—70o）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事类》也日：“逮及汉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旧言，始则资于训诂，继则引录成言。（黄侃先生自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