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的判定

为了维护对抗式审判程序的公平运行，世界各主要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在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上非常重视对侦控机关权力的抑制，从而形成诸如“一事不再理”、“免受双重危险”之类的基本原则由于历史传统和价值标准的不同.我国至今尚未确立类似的规则.侦控机关的权力过分膨胀，加之庭审程序的不规范，致使当事人的台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其中司法机关频繁行使决定权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体现。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有关“决定”的适用范围

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有关“决定”的适用范围主要体现在蹦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诉讼过程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强制措施和其它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上行使“决定权”。比如.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尽管相关的规定具体列举了拘传、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条件.但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各机关都不需要当事人的参与和其它机关的介人，更不需要公开的形式便可自行决定。虽然在逮捕问题上，我国立法体现了分权制约的精神，但具体操作过程中，仍是享有决定权（包括批准权）的机关单方决定。至于搜查、扣押等强制性措施的采用，也不需要持有法院的有效令状，只顽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即可。第二，当事人的回避申请，普遍采用决定形式予以支持或驳回。例如，刑事诉讼法第3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院长的回避，由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检察长和公安机关负责人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至于审查的过程，申请人无权参加。第三，在侦查中，延长羁押期限，适用决定。比如，刑诉法第124条至第127条等都有规定。第四，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代理人行使部分诉讼权利时，其申请是否得到支持由法院决定比如，刑诉法第159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第五，是否提起再审程序，由法院或检察院决定.如刑诉法第205条等等。从以上有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行使决定权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主体的多样性。即参与诉讼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都可以采用决定的形式对一定范围的问题作出结论。其二，处理问题的广泛性。其三，其效力具有终局性，决定一旦作出或送达（对回避申请的决定.如当事人要求复议的除外），立即生效，当事人不服，充其量只能申诉或要求复议，但申诉和复议并不影响其立即执行的效力。第四，审查过程的秘密性。所有决定的作出过程，都是在具有决定权的司法机关内部进行审查，当事人无权参与，更不对外公开。以上特点的存在直接制约了我国刑事诉讼的规范化进程。

二、刑事诉讼中广泛适用决定的消极后果

带有浓重行政管理色彩的“决定”在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必然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后果.其中一些后果是非常致命的。

（一）暗箱操作，引发司法专制和司法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