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及其在政府部门的应用

一、新公共管理产生背景

（一）新困难下政府的失灵

理论和实践总是相互关联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也是在特定的环境与历史条件下产生的[1]。自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各国出现了较为普遍的经济衰落现象，主要因素是石油危机的出现和过重的福利负担，在财政收入减少与高福利负担共同作用下，财政赤字现象连年出现，财政紧张成为西方政府共同面对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政府规模逐渐扩大，职能逐步加强，政府工作效率却在下降。

（二）传统的公共行政面临挑战

一直以来，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复杂的指挥系统是传统的官僚体制推崇的，现代社会更加关注对丰富的信息和知识进行有效率的传递和应用的过程[2]。在新时代，传统的公共行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复杂、死板、低效率的官僚制越来越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

（三）大众对政府的信任在减弱

西方国家更加关注个人主义，受到这种历史背景和文化的影响，人们对政府的态度始终处于半信半疑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面临着更严重的信任危机。民众不再相信政府有能力去采用合理科学的管理，并对其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态度越来越恶劣[3]。据相关数据统计，1958年有23%民众声称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并不相信政府会秉公办事，到1980年这个数据增长到78%。

（四）全球一体化给政府带来了新挑战

20世纪末期全球一体化的轨道开始渐渐产生。alwintoffler曾经提出：民族国家一直以来都是最为关键的政治单位，在第三次浪潮开始疯狂的席卷全球时，民族国家仿佛置身于钳子中，遭受着双重的打击[4]。由于第三次浪潮的产生，政治权力正在被这种无形的力量从民族国家渐渐的向跨国组织和机构中转移。新的时代对西方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为了尽快适应这种新的时代要求，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亟待改进，政府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才能提高自身的行政效率和管理能力，尽量做到放权简政。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的公共管理理论产生并形成了。

二、新公共管理的模式分析

中国学者方克定在学习和掌握了一些西方学者的理论之后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提出西方政府的改革实践过程，包括以下三点：第一，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分别位于北大西洋和南太平洋，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正在进行新的公共管理改革;第二，像法国、瑞典、德国和荷兰等欧洲大陆国家，正在实施缓慢的逐步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大陆的国家都受到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第三，意大利、希腊和南欧半岛其他国家在开展公共管理改革的过程中，主要为推翻强制性，为追求行政制度化和合法性。对于这三种改革模式，即使是任何一种模式，我们都可以发现传统的韦伯公共行政与现代新公共管理理论之间的争论[5]。对于新公共管理的理解和阐释，大部分的研究学者认为其是一个相对比较单一的模型概念。举例来说，格布勒和奥斯本在《政府改革》中提出的企业导向型政府模式，这种全新的模式包含十大基本要素和基本原则，但是相对来说这种模式依旧属于单一的模式;支持这一观点的另一位学者哈伯德，他提出了管理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包含十大趋势。与大部分研究学者观念不同，还有少部分研究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单一的模式。举例来说，英国学者费里尔等学者在《新公共管理在行动》中解释了公共服务和追求卓越导向模式、分权模式、效率驱动模式和小型化;在《治理的未来》中美国学者彼德斯从管理过程、组织结构、公共利益和政策制定四个层次来展现出四种智力模式，即参与式模式，市场导向型政府模式，放松管制的政府模式以及灵活的政府模式。

三、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