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剂治理“三农”妙方——乡村改农村一误五十年

笔者活到岁了，过去只知城、乡之分，叫城市与乡村，工、农之分，叫工人、农民。如果叫“城农”，立即被认为神经气了。“乡村”，自古也称乡曲、乡里，原本就是与城市相对而言，只闻城乡，没有“农村”这个词。“农”字是种职业，而“乡”字与“城”字都是地域之称。住在城市的叫“市民”，而住在乡村的则叫“乡民”。遗憾的“农村”一词，竟在经院、官府、社会广泛流行着。

两千多年的《诗经》就有“乡村”一词了。南朝宋谢灵运曾有诗云：“乡村绝闻见，樵苏限风霄”。

民国时期公元年始，以梁漱溟、晏阳初等学者为代表主张用乡村建设以引发工商业，创造一条国家基本建设的新路，并名“乡村建设运动”，惜抗战起而停。

从实际来看，凡是住在乡村的人，并不全是农民。乡村历史上存在很多行业、住着很多职业的人：既有种地者，还有许多手工业、加工业、服务业、商业和自由职业者。而且不少是兼营。在一个农耕社会的乡村，职业几乎无所不有，岂止农业一业。所以把乡村喊成“农村”就错了，把住在乡里的人统统叫农民更失之千里。孤立谈治理三农，而忽视全面的乡村建设，也必然治理不好。

可是什么时候出现农村、农民、农业这个“三农”的名词了呢。

年新中国建立后，乡村结构起了很大变化，过去乡村的治理，横则是代表地方势力的宗族、士绅，纵则是代表官方势力的乡、保、甲，这一纵一横，他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形成乡村治理的二元结构。从国家来说，我国的乡村治理，历来是在大一统的集权指导下，乡村还是有它的局部自由、自治。新中国成立后，所有原来统治乡村的宗族、士绅、乡保甲体制被废除，一律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了。

新中国对城、乡管理则实行二元分割，但对乡村管理则由二元化变成一元化领导了。

土地改革时候，无地和少地的贫、下中农、几十种行业的乡民，不管你原来靠的什么生活来源，几乎都分得了一份平等的土地。不仅林、牧、渔三业统一纳入农业范畴里去了，而且其它多元化的行业也统一并到大农业里的“农林牧副渔”五大类中的“副业”里了，成了农业的附属。“乡村”也就叫“农村”，“乡民”也统称“农民”，农业合作化起又统称社员。于是乡村梳成了农村、农民、农业一条大辫子的单一体制了。

国体变了，但大一统的政体——集权化还是加强了。旧社会的政府对于乡村除了田赋、征兵、劳役外，基本不管，乡民走南闯北、工农商业、土地买卖、婚姻，都是任其自理。到了人民公社对社员的统治就更严了。这种从集权化的乡村改称农村，到行业大归口于大农业，再到各种职业的人统一于人民公社社员（农民）的大锅体制，从生产生活到思想上类军事化管理体制，社员的许多自由空间没了，户籍制度，村民已寸步难行，形成城乡分割的“一国两策”。这就是“三农”一词的来源。

仅仅改个“三农”名词研究有多大关系呢。

要知道真正治理乡村建设，必须重温“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才能解读乡村建设问题。这就是社会发展规律。只有让农村回归了乡村，才能理解城、乡差别，也只有认识了文明进步也是城市先行一步，由城市带动乡村的文明进步，才能解读治理乡村的指导思想，必须由城市拉动乡村；只有认识了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比农耕经济、或叫自给经济进步，才能解读综合治理乡村的办法，必须以现代工业或市场经济改造农业（或叫小农经济）包括乡村的各业；只有认识脑力劳动较体力劳动先进，才能解读帮助乡民包括农民的办法，必须帮助体力劳动转化成以脑力劳动为主的乡民。没有城市先行一步的发展，再去带动乡村，企图“以乡治乡”、“以农治农”的“民粹主义”思维模式，都是徒劳。历史的事实早已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