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制度与非制度路径：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的地位获得过程之比较

户籍制度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这项制度一直制约着中国的人口流动。而经济改革以来，户籍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促使这项制度不断地松动，就目前来说，户籍制度已不再是人口地域流动的最主要的障碍。同时，它对劳动力流动的制约作用似乎也在减弱。然而，户籍制度对于社会流动的影响仍然显示出持续的效应，它导致了流动劳动力（非本地户口的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本地户口的劳动力）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模式和过程有着极大的不同。本文通过比较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的职业地位获得和经济地位获得的异同，试图考查户籍制度作为一个制度分割机制，如何对社会流动产生影响。

研究背景和研究主题：市场分割与流动路径

目前已有的有关中国流动人口研究的文献资料已注意到，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和社会流动具有一些特殊性。最近一些学者发现，流动人口出现了职业的和社会地位的分层现象（“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课题组”1997）。王汉生把流动人口就业人员区分为四大类：雇佣就业者、自营就业者、管理者和游民（王汉生等1997）。李强（1999，2000）和袁亚愚（1994）也发现，流动劳动力有着特殊的职业流动模式。与城镇居民相比，流动农民前次职业的业绩不能积累、社会地位上升途径单一、各次工作机会获得的相关性很弱，因此再次职业流动后地位上升的较少，这样使流动农民群体中的精英分子产生失范行为。尽管有这些发现，但多数研究者并未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研究，研究者们通常更为关注的是社会网络对于流动人口工作流动所产生的作用，有些学者认为，社会网络对于流动人口工作流动的重要性要高于非流动人口。

在社会流动研究领域，新结构主义和新制度主义成为最近十年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问题的主要理论取向。社会学家从制度经济学家（piore1975；doeringerandpiore1971；averitt1968；smith1990）那里吸收了“二元经济”（dualeconomy）、“市场分割”（marketsegmentation）和“内部劳动力市场”（intenallabormarket）等概念并加以重新构造，用以社会分层的结构分析。他们认为，社会分层系统是由不同的、作用大小不一的分层过程所组成，而不是由一个适用于全社会范围的单一过程来进行分层，因为市场不是统一的而是被各种制度规则所分割。在不同的工业部门和企业机构中“存在着不同的就业类型、不平等的收入和福利待遇以及不同的职业提升阶梯”，有着同样特征的个人——如同样的教育水平、训练资历、心理素质、工作努力程度等，在不同的部门和机构中往往获得不同程度的奖酬回报，这就是由于结构分割因素所造成的（参见李春玲1997）。这类研究证实，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劣势地位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缺乏人力资本投资，而且也是由于他们进入的是二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labormarkets）。二级劳动力市场与一级劳动力市场或内部劳动力市场（firstlabormarketorintenallabormarket）的流动规则不同，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人工资收入较低而且也没有职位晋升机会。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尝试采用这些理论来解释近二十来的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变化，但很少有学者采用这些理论来系统分析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