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道德建构的原则

政治发展是社会转型的形式和内容之一。从我国的历史和国情来考察，社会转型是否能顺利进行，关键之一就在于政治发展的取向与速率，这两者又取决于政治人的政治道德素质。因此，研究我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道德建构乃是一件关系到我国是否能实现平稳的社会转型并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大课题。

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有着自身的政治道德。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政治道德原则体现在自然法这一传统理念中；在中国封建政治文化中，政治道德则体现在“天理”或“天道”观念中。政治人是政治道德的载体，政治道德在政治人的观念和行为中得以体现。与此同时，政治系统的性质也以政治人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为媒介显示出来。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政治道德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中政治主体自觉努力的结果，它标志着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及其文化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社会转型期是一个文化的再铸期，也是政治道德的建构期，这是因为政治道德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人们自觉努力的结果，是政治理性在道德层面上对社会发展中的基本矛盾认识和理解的产物，具有对策性价值。社会转型是社会各种矛盾寻求深层解决的一种集体自觉行为，政治道德的建构便是这种自觉行为中的必然。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政治道德的建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我国公民政治意识的基本状况。

一、我国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的基本特征

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公民政治意识嬗变的过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仅拓宽了人们的政治思维空间，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他们提供了多元的政治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客观上在锻造着一种“市场人格”，即一种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自由意志。无论是合法的政治参与的范围和力度，还是非法的政治参与的规模和强度，都能反映这一点。

二、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现状与政治道德建构

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现状固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其消极性亦是明显的。首先，公民政治意识中具有负面价值的倾向作为一种消极力量阻碍着政治系统的正常运作，并制约着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例如，政治心理的矛盾性和社会观念的复杂性隐含着人们不能在思想上“拧成一股绳”的危险，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各自“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便是其逻辑的必然；政治取向的个人功利倾向的存在以及在这种因素作用下其政治态度的游移不定，导致了一些手中有权的政治人在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关系上举措失当，政治腐败由此而得以滋生和繁殖，其结果是执政党的政治凝聚力下降，政治系统的运行负荷以及为此而付出的政治成本增大，政治风险也随之而增大，同时，政治系统对社会经济运行的投入也因此减少。如此循环，必然会使我国社会转型更显艰难。其次，在政治主体意识日趋强烈的过程中，公民政治意识中的负面因素会对政治系统形成额外的高压，干扰政治系统的常规运行。因此，政治系统不仅要同作为其运行软环境的公民政治意识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进行斗争，同时，它还必须自觉抵制其自身的异化。执政党的“反腐倡廉”就是防止政治系统异化的举措之一。再其次，“市场人格”独立自主意识的内涵与政治系统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往往直接对政治系统造成压力，并打破政治系统的运行常规，造成政治生活的局部震荡。因此，在官僚主义盛行的地方，“市场人格”大规模地政治角色化也许会与政治系统发生正面冲突。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某种个性，但个性却不能取代共性。在“市场人格”成熟的条件下，官僚主义的压抑与市场人格的反压抑不仅可能以个人与领导集体摩擦的形式出现，而且还可能会以社会群体与整个政治系统对抗的形式反映出来。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