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空想主义覆灭的必然性及启示

王莽所处的西汉末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这些问题自西汉前期就已产生，武帝改文、景的“无为而治”，搞官营工商业，董仲舒提出抑兼并，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但政府干预虽有财政效益，经济弊端却有增无减，如专卖商品质量不良、价格昂贵、强迫摊购，政府部门故意刁难，物品交换既不方便又不公平，官、商勾结操纵物价等，以至于轻重之策逐渐淡出。王莽执政以后，没有延续对国家干预的反思和调整，而是矫枉过正，认定社会经济的弊端不是政府干预所引起，而是政府控制不力所导致，从而把汉武帝时的集权经济推向了极端。这一关键的政策选择，当系社会文化思潮使然。正如吕思勉断言：“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因为王莽所行，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意见，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意见。王莽只是集此等意见的大成。”14“所以王莽是根本无所谓篡窃的。他只是代表时代潮流，出来实行改革的人。要实行改革，自然要取得政权；要取得政权，自然要推翻前朝的皇帝：而因实行改革而推翻前朝的皇帝，在当时的人看起来，毋宁是天理人情上当然的事，”15

可见，与其把王莽的破产看成是虚伪品质的败露，不如把它视为空想破灭的悲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若干特征，可以从这一事件中折射出来。例如，理想观念与历史现实的背离。正统宜扬的是“天下为公”，实际上做的却是“天下为家”。柳宗元说，秦以后，“其为制，公之大者”，“其情私也”。那些打着“均贫富”旗号的改朝换代者，掌控资源后，谁能摆脱“家天下”的情怀。因此，王莽的虚伪，根子上是他信仰的那个学说虚伪。再如，人治社会和“治人”体制的契合。儒家思想塑造了具有智慧和利他倾向的决策者，在他们的管制下，经济运行可以、也应当是专制集权的，个人的效用不需要通过竞争获得，个人的权利和责任也不需要依靠法律制度来维护。这样一来，建立法治社会就没有必要。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以社会道德作为判案标准，具有官本位、随意性和惩罚性，缺乏近代法治既保护正当权利又约束权利侵犯的对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