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打造农村现代职业体系的创新探索

乡村建设与农民运动的历史启示：

抓住不同历史时期农村问题的中心

历史地说，中国社会学的两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和学院派传统，对乡村建设、农村建设都不陌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早期社会学中乡村建设学派的核心人物，如晏阳初、梁漱溟、李景汉等前辈的观点已经广为人知。他们在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中，借鉴中外各种社会学理论学说并形成自己的观点，然后以此为指导，从事实际的乡村建设事业。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种农民运动，即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的土地革命。这一点梁漱溟先生自己说得很明确；“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替代才可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自然也有自己的调查研究和理论论证。在根据地内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中，作这一工作的分别有和陈翰笙等这样一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这两种运动都分别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这两种运动的根本分歧是旧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对此，不仅马克思主义派这样看，李景汉先生在1936年出版的《定县土地调查》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总之，我们不能不承认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重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一个政府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府，一个政党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人是不是革命的人，很可以从其对于土地制度的主张来决定。”。

“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是之所以不彻底的，实际工作是之所以社会改良性质的，主要就在于没有抓住土地制度这个根本问题。例如，晏阳初（1890—1990）等人曾根据他及平教会提出的“愚穷弱私论”，提出中国社会的问题主要是农村问题。农村问题虽然纷繁复杂，但其根本问题则是人的问题。他反复论证说，在中国人身上存在着四大缺陷，或曰四大基本问题，这就是“愚”、“穷”、“弱”、“私”。针对这四种病，他提出要进行四大教育：“文艺教育”救农民的愚，“生计教育”救农民的穷，“卫生教育”救农民的弱，“公民教育”救农民的私。这种不触动愚、穷、弱、私的根本原因的教育救国论当然是行不通的。又如，梁漱溟（1893－1988）根据他所提出的“中国文化失调与重建理论”，把中国的社会问题归结为政治问题，把中国的失败归结为文化的失败：“中国之失败，就在其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提出中国应走从农村引发工业，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之路。在他看来，若能走这条路，则乡村必然得救，中国必然得救。他还具体谈到了他以上构想的实现所依靠的力量，在于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的合作。解决的办法就是实地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即一种乡村自治自救运动、社会文化运动。在他看来，地方自治健全了，新的社会组织也就建成了，新的国家也就慢慢形成了。由于“乡村建设学派”没抓住根本问题，只是停留在次要的东西上，停留在表面现象上，他们提出的办法也不能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