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余英时的中国情怀与文化中国] 余英时不回大陆

余英时：知行合一的儒家知识人周绍纲：余英时先生一直对您赞誉有加，能谈谈你们有哪些来往吗。彭国翔：我跟余英时先生相识已有12年多。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在读大学时，已经比较深入地接触到了从钱穆到余英时以及从熊十力到唐君毅、牟宗三这两条学术思想的谱系。余英时先生1987年在大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士与中国文化》，当时就让我感到了学术思想的魅力，产生了文化价值的认同。但我和余先生见面，对余先生这个人有真切的了解，则始于2000年。那年6月，余先生到台湾参加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以及中研院院士会议，我正好也在台北。记得那天一早去听余先生在汉学会议上的主题演讲，虽然搭捷运赶到，但仍稍晚了些。还是王汎森先生替我占了个座位，我才得以在坐站俱无虚席的大礼堂中坐下来，听了余先生对于国际汉学的回顾与前瞻。之后我和陈来先生一道，碰巧在礼堂中遇到余先生。由于当时撰写《朱熹的历史世界》已近尾声，余先生就和陈来先生聊起来。大概注意到我一直在旁边站立静听，却不插话，余先生就特意也和我说话，说会送书给我。我很感动，第二天早上就给他去了个电话，表示一下问候。没想到余先生电话中即约我一起吃午饭。那天是汉学会议结束之后的院士会议，中午休会时，我在会场门口等候余先生出来，他即带我到中研院学术活动中心后面的西餐厅。那是我第一次和余先生面对面的交流。当时余先生的谆谆教诲，我迄今记忆犹新。会议结束的晚宴上，我又刚好和余师母同坐一桌。我和余先生的关系，就是从那时起日益密切，一直持续到现在的。那次见面以后，我每次到美国访问，都一定会去看望他和余师母。

余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和高风亮节的风骨令人无不敬重，但对我个人来说，在“敬重”之外，还多了一份“爱戴”。多年来，余先生和师母对我和家人一直非常关心和爱护，点点滴滴，都让我铭感在心。这里我仅举一个例子。2008年8月的一天，突然接到余先生和师母的电话，说要寄奶粉给我们。原来是他们二老获悉国内刚刚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立刻想到我女儿正在吃奶粉的时期。这件事既说明余先生一直关心国内社会的各种情况，尤其是民间疾苦，更表明余先生待人深情厚意，即使后生晚辈，也丝毫不加减损。对于人的尊重、关心、爱护，在余先生那里绝不只是言说和文字，而是真实体现于大大小小的日常行为之中。如果说“知行合一”是儒家传统最为注重的一种价值，那么，余先生可谓当今之世一位真正能够体现儒家价值的人物。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真正的“儒家知识人”，而与一般的“儒家学者”甚至“儒学从业员”不同。正是由于这种切实的感受一直在我的心头，“情寓于中”，必然要“发之于外”。2006年11月余先生荣获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时，我当即写了一篇文章《当代儒家知识人的典范——余英时先生荣获人文诺贝尔奖的启示》，表达了我的感受。当然，我和余先生从相识到密切，关键在于共同的价值信守，所谓“志同道合”。正是由于这一点，于“情”于“理”，我都从余先生那里获益良多。

周绍纲。2006年，余英时先生荣获“克鲁格奖”，有不少读者不了解这个奖项，您能谈谈吗。

彭国翔。这个奖是美国电视巨头约翰·克鲁格于2000年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捐款7300万美元设立的，也称为“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由于诺贝尔奖中人文学科只有文学一项，设立此奖时，克鲁格先生明确表示，该奖项针对的学科包括历史、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文艺批评和语言学，目的在于弥补诺贝尔奖在人文社科领域的不足。因此，该奖也被称为“人文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