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余英时的中国情怀与文化中国] 余英时不回大陆
余英时:知行合一的儒家知识人周绍纲:余英时先生一直对您赞誉有加,能谈谈你们有哪些来往吗。彭国翔:我跟余英时先生相识已有12年多。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在读大学时,已经比较深入地接触到了从钱穆到余英时以及从熊十力到唐君毅、牟宗三这两条学术思想的谱系。余英时先生1987年在大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士与中国文化》,当时就让我感到了学术思想的魅力,产生了文化价值的认同。但我和余先生见面,对余先生这个人有真切的了解,则始于2000年。那年6月,余先生到台湾参加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以及中研院院士会议,我正好也在台北。记得那天一早去听余先生在汉学会议上的主题演讲,虽然搭捷运赶到,但仍稍晚了些。还是王汎森先生替我占了个座位,我才得以在坐站俱无虚席的大礼堂中坐下来,听了余先生对于国际汉学的回顾与前瞻。之后我和陈来先生一道,碰巧在礼堂中遇到余先生。由于当时撰写《朱熹的历史世界》已近尾声,余先生就和陈来先生聊起来。大概注意到我一直在旁边站立静听,却不插话,余先生就特意也和我说话,说会送书给我。我很感动,第二天早上就给他去了个电话,表示一下问候。没想到余先生电话中即约我一起吃午饭。那天是汉学会议结束之后的院士会议,中午休会时,我在会场门口等候余先生出来,他即带我到中研院学术活动中心后面的西餐厅。那是我第一次和余先生面对面的交流。当时余先生的谆谆教诲,我迄今记忆犹新。会议结束的晚宴上,我又刚好和余师母同坐一桌。我和余先生的关系,就是从那时起日益密切,一直持续到现在的。那次见面以后,我每次到美国访问,都一定会去看望他和余师母。
余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和高风亮节的风骨令人无不敬重,但对我个人来说,在“敬重”之外,还多了一份“爱戴”。多年来,余先生和师母对我和家人一直非常关心和爱护,点点滴滴,都让我铭感在心。这里我仅举一个例子。2008年8月的一天,突然接到余先生和师母的电话,说要寄奶粉给我们。原来是他们二老获悉国内刚刚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立刻想到我女儿正在吃奶粉的时期。这件事既说明余先生一直关心国内社会的各种情况,尤其是民间疾苦,更表明余先生待人深情厚意,即使后生晚辈,也丝毫不加减损。对于人的尊重、关心、爱护,在余先生那里绝不只是言说和文字,而是真实体现于大大小小的日常行为之中。如果说“知行合一”是儒家传统最为注重的一种价值,那么,余先生可谓当今之世一位真正能够体现儒家价值的人物。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真正的“儒家知识人”,而与一般的“儒家学者”甚至“儒学从业员”不同。正是由于这种切实的感受一直在我的心头,“情寓于中”,必然要“发之于外”。2006年11月余先生荣获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时,我当即写了一篇文章《当代儒家知识人的典范——余英时先生荣获人文诺贝尔奖的启示》,表达了我的感受。当然,我和余先生从相识到密切,关键在于共同的价值信守,所谓“志同道合”。正是由于这一点,于“情”于“理”,我都从余先生那里获益良多。
周绍纲。2006年,余英时先生荣获“克鲁格奖”,有不少读者不了解这个奖项,您能谈谈吗。
彭国翔。这个奖是美国电视巨头约翰·克鲁格于2000年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捐款7300万美元设立的,也称为“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由于诺贝尔奖中人文学科只有文学一项,设立此奖时,克鲁格先生明确表示,该奖项针对的学科包括历史、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文艺批评和语言学,目的在于弥补诺贝尔奖在人文社科领域的不足。因此,该奖也被称为“人文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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