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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视阈下的悲悯情怀|悲悯情怀

现居山西大同的著名作家王祥夫1984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蝴蝶》《生活年代》《种子》《百姓歌谣》《屠夫》《榴莲榴莲》、小说集《永不回归的姑母》、《西牛界旧事》《狂奔》《油饼洼记事》等。其短篇小说《上边》曾获第三届中国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顾长根的最后生活》获第二届赵树理文学奖,散文《荷心茶》获首届赵树理文学奖金奖。

王祥夫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执著于对“卑微人生的关注”,其创作维度始终指向草根阶层或小市民阶层,以精湛的艺术表现力展露特有的人性关怀。他善于用鲁迅式的,置狂风暴雨的呼啸于细雨柔波中的理性叙事,文本中微露出隐约的悲剧色彩。也正因如此,才更显出他特有的悲悯情怀。

个体价值是以人的个体存在为本位的,否则任何“知性与感性的融合”都无从谈起。物欲横流的时代,个体价值被生命经验之外的诸如地位、收入、资本等贴上标签,使得众多处于边缘的“零余人”的生存状相被忽视,个体被“放逐”。而王祥夫的小说却把触角伸向了这些卑微艰难地生存着的人们身上,并试图以克制陈述的方式,展现出人性的多元与丰满。

《半截儿》中,半截儿和他的“蜘蛛”媳妇吴豆花的存在总是被人忽视,尽管他们“生性敏感而自尊”,但“高雅者”王教员等甚至对他们的存在感到“生气”。半截儿和媳妇小心翼翼地活在夹缝中,他们谈不上远大的理想,活着的“任务”也很简单:挣钱,生孩子。因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不仅在于他的可加以确定的理想,而首先在于他的无穷无尽的任务,通过他对任务的完成,他就趋赴于他之所自出和他之将返回的本原。”

故事的高潮设置在半截儿夫妇奔往医院的路上。王祥夫曾说,短篇小说的创作不仅表现在“写什么”,还表现在“怎么写”,从文字上看,这样的表述似乎与先锋派的叙述模式有相似之处,但就其小说文本而言,王祥夫更注重表现结构主义美学所指的“关系”对“意义”的生成作用。而材料之间的“关系”的安排,显然是出于形式的考虑。维戈茨基指出:“如果我们单说作为某一小说基础的事件本身,这就是这一小说的材料。如果我们谈到这一材料的各个部分以某种顺序、某种安排呈现给读者,即如何叙述这一事件,这就是这一作品的形式。”《半截儿》把最感人的片段:“(半截儿)几乎同时看到了站在那里的邻居和街道办事处左主任,他们都已经等急了,他们焦急得团团转……”――把“所有的人竟然都在医院等着他们”这样一个意外的,让人感到格外温暖的,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结局安排在最后,不仅实现了读者心里暗暗期待的“和谐”的满足,也获得了超越话语流的人性“意义”,这种“回报”,恐怕是源自他人对他们相濡以沫生活态度的感动。

《花生地》中灰色水泥楼群间看车棚的“老赵”,是一个海德格尔所说的“被遗忘的”存在者。有姓无名的“老赵”不过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的意义在八楼的市民中仅可用“仆人”来概括。在庸常繁复的生活中,老赵和他“个子细高细高的儿子”习惯了这样的“意义”。“人们忽略了老赵,起码是忽略了老赵那个个子细高细高的儿子的存在。”而这被忽略了的存在只是在小说结尾老赵请八楼的邻居吃饭时,才被重新界定。最后一盘菜上来之前,原来充满悬疑的叙述节奏被一再拖延,直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一特殊的符号出现在八楼这些一直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老赵的邻居们面前时,伴随着一声声的惊呼,一直被忽视的个体生命才重新获得了意义,那就是――“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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