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礼记·经解》中的“六教”主张 礼记经解

传统学术的蜕变轨迹断裂之后，同其它儒家经典著作一样，《礼记》也由原来的官方神圣意识形态降而为可以通过近现代科学视角、方法予以审视和把握的一般对象。而同《周官》、《仪礼》不同，《礼记》属杂编性质的儒家论文选集，全书无明显统一体例，内容庞杂，语言风格也不同，很难将全书作为整体对象进行结构性考察。同时，与《诗》、《书》、《易》等不同，《礼记》不属于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历史或哲学著作，它作为某种专门学科的文本典范意义也就谈不上了。个人以为，尽管《礼记》一书在传统学术语境中地位颇高，但作为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一般对象，更多的仅是其文献参考性。

“文献参考性”一是文献含量，二是文献的可靠性，三是文献的理论层次。如从上述三方面来衡量位于《礼记》第二十六篇的《经解》：该篇的文献参考价值并不高。作为全书篇幅最短的文章，其文本含量自然也最低。尽管《礼记正义》中称“《经解》一篇捴是孔子之言”，[1]而事实上，除了篇首关于“六艺政教得失”的论说外，其余都不可被视作孔子言论，因此，该篇的文献含量也是最低的。而篇首的一段整饬且逻辑严密的引孔子语，其可靠性多为人所怀疑。如朱东润即言“《礼记》出自汉初经生，所述孔子之言不可尽信”，[2]朱自清《诗言志辩·诗教》中从六经思想形成的角度，证明了这段引语并不出自孔子之口，今人孙明君《“思无邪”与“温柔敦厚”辨》一文，进一步论证“温柔敦厚”并非孔子的“诗教”主张。如前文所说，论证文本可靠性的确是多数学者的努力方向；至于全篇的理论层次，应予以区别对待。就伪托孔子言论以外的文字，理论层次并不高。“礼”是人君用以“正国”的工具，是规定各种封建等级秩序，确保其有序发生，以实现“安上治民”效果的必须之器。这种对“礼”的工具论上的认识，在《礼记》所收录的其他论文中也多有体现，如《礼运》篇所谓“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3]《经解》篇仅是将其以一种简明突出、具有逻辑严密性和论辩力度的语言呈现出来而已。而对于篇首这段不可靠的引语，笔者认为，尽管它并非出自孔子之口，但将其作为汉儒根据孔子“诗教”主张发挥、完善而成的“六教”主张，还是可以发掘其中的理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