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祭狂潮与磕头政治] 修炼狂潮

从最初的祭孔开始，经过若干年的文化预热，中国的公祭运动，在2007年度变得炙手可热起来。仅在上半年的短短6个月里，陕西黄陵与河南周口，就与甘肃天水瓜分了伏羲；浙江绍兴、湖北竹山、河北邯郸、甘肃天水和山西万荣等地共享了女娲；陕西黄陵和河南新郑分食黄帝；河南焦作、湖南炎陵和山西高平肢解炎帝；湖南宁远跟山西运城一起抚摸了舜帝。传说中的帝王亡灵被唤醒了，散发出陈旧而迷人的香气。此外，仓颉、孔子、孟子、柳下惠、伍子胥、诸葛亮和徐霞客等文化英雄，也受到了热烈的追穰。

大规模的行政公祭，不仅动员了民族国家的神话谱系，也点燃了视觉造型的冲动，并导致新一轮文化偶像塑造的浪潮。在公祭和造像之间，出现了密切的空间互动。2006年，所谓的“孔子标准像”被刻意制订，开了视觉垄断的先河；2007年，长达21公里的“华夏第一祖龙”，在河南新郑被轰轰烈烈地打造起来，而高达近40米的刘邦铜像，则在河南商丘崇高现身。它们是偶像重塑的最新先例，尽管最终都因破坏生态或耗资巨大而被叫停，但却从长度与高度上，全面展示了官员与乡绅的雄才大略。此外，圣坛、寺庙、广场之类的祭祀性建筑，也在紧锣密鼓的营造之中。地方诸侯的“文化激情”，照亮了那些黄昏的偶像。

在狂乱无序的磕头运动中，民族神和文化先知，被轮番送上豪华的祭台，接受地方百官的大礼。而主办者的真正用意，却并不在于“建构文化凝聚力”和“打造精神图腾”，而是指望藉此驱动旅游经济、招纳海外投资和炫示行政业绩。这是经济与政治的亲密联盟，而文化虽然被打扮得楚楚动人，却永远只是一个受利用和奴役的婢妾。

一些国家级贫困县卷入了这场公祭的狂欢，是因为它们企图藉此改变“贫困”的现实。公祭成为一种文化赌博，用行政拨款来下注，看能否博取更大的利益。地方官员成为慷慨的政治赌徒，由于投资失败跟乌纱帽之间没有逻辑关联，这种赌博对官员的政治前途是零风险的，而唯一受连累的只能是当地纳税人和中央财政，因为他们才是最终的埋单者。文化行动非但没有为社会繁荣带来推力，反而由于耗资巨大，把地方经济拖入了更深的困局，成为财政赤字的恶性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