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一）5月29日，作为本年度“北京现代音乐节”系列活动之一，广东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了以“岭南变奏”为主题的一场音乐会。节目单上，同时标有“大型室内乐音乐会”的字样。音乐会演出的十首作品，全部为新作。它是由一个创作群体在一个整体策划的要求下完成并正式与北京听众见面的。策划者包括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余其铿、文祯亚、中国音乐学院民乐系指挥刘顺等，创作群体及各人所创作的曲目为：崔权的《音乐会序曲――凤凰》（乐队）；王丹红的《乐队扣连环――五架头与乐队》《云山雁邈》（乐队）；张帅的《珠江小景》（乐队）；叶小纲的《客家山歌――足银不使沤成铜》（乐队与男女民间歌手）、《饿马摇铃》（改编）；常平的《粤风――乐队协奏曲》；王斐南的《非不―半边“悲怀”――新五架头》（室内乐）；朱赫的《五羊衔穗》（乐队）；邹航的《佛跳墙》（乐队）。七位作曲家，除叶小纲外，余者均为青年作曲家，其中又有四位是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

这场音乐会定名“岭南变奏”，是有深远的意味和特别追求的。

首先是“岭南”，也即“南岭”之南。在行政地理上，广义的岭南，涵盖了广东、广西两省区，而狭义的岭南，则指环珠江三角洲地带；在文化地理上，它是一个地位特殊、内涵丰富的地理文化单元。仅以汉族民间音乐的分布而言，“岭南”就流传着客家音乐（客家汉乐、客家山歌、汉剧等）、潮汕音乐（品种非常丰富，锣鼓、弦诗、佛乐、细乐、潮阳笛套等，无所不包）和“广府音乐”（粤乐、粤曲、粤剧）等三大类最具代表性的民间音乐，人们习惯上将它们誉为“岭南音乐三大瑰宝”；在蕴藏上，每一类都异常丰富，曲目众多，技艺独特。为此，它也就成为南中国音乐的重要代表，与西南、西北、江南、中原、江汉、华北、东北诸文化地理单元比肩而立，共同呈现出中华音乐文化的多样、多元特征。

其次是“变奏”，这是本次音乐会的主要取向。在音乐创作领域，“变奏”意味着围绕音乐主题而展开的变化发展。它可能只是原主题的简单“加花”，也可能借“题”发挥，使音乐进入某种全新的境界。而从文化方面而言，“变奏”具有更加广泛的含义和开放性。它要求人们先从“音乐”的某个具体品种中“跳”出来，而对“岭南文化”有一个整体性的认知，并由此建立起创作前开阔而又颇为深入的文化视野和地域文化背景观念。有了这样的“文化准备”，作曲家再接触具体的音乐品种、音乐素材并对之进行“提炼”时，才可能“居高临下”，统摄全局，以现代人的观念玩味、诠释民间音乐素材，最终实现求新求变、标新立异的创作追求。如果说，“变奏”是此次音乐会策划者的出发点，那么，求新求异则应该是音乐会的落脚点。

所以，岭南、变奏、求新，就成为音乐会的三个支撑点，也是策划者的创意所在。

“岭南”是背景，是根基，是资源库，代表了一种传统的经典。离开它，音乐会就没有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变奏”是创作者的出发点，也是手段，是对民间素材的提炼。在不同创作观念、创作思维和技术背景下，变奏、提炼会形成差别很大的创作结果。

求新是目标，是作者站在传统与当代两极，进行思考、选择，并通过自己的创造实践回答他对传统与现代的理解并体现为作品的呈示。

这台音乐会的主要成就，还不完全在于哪部作品的高下，而在于大家面对一个地域音乐文化的传统，立足于同一个取向，即以自己对某个传统音乐风格、语汇的认知，再以一种富有个性的音乐语言，完成一个现代作曲家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