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效率与节约型社会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摘要：

为了提高政府效率，必须采取以下措施。建设“问责制”政府，消除政府责任缺失;公开行政信息，建立“阳光政府”;规范政府经济行为;控制政府规模;完善制度制定环节。

构建“节约型社会”对于增强国民节能意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保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构建完整意义上的“节约型社会”离不开政府效率的提高，或者说政府运行成本的节约应该是“节约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面，我们将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检视一下在我国政府管理中所存在的效率问题。我国公共管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政府责任缺失。从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机制来分析，民众充当着委托人的角色，政府及其官员则作为民众的代理人而行使公共权力，但是，民众因自身的“有限理性”而不能完全掌握政府的具体行为。同时，在政治生活中，政府官员同样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来选择个人行为。因此，在公众利益与自身利益面前，政府官员往往会选择自身利益而舍弃公众利益，从而导致政府责任缺失，也最终违背了民众将公共权力委托给政府行使的初衷。显然，这样的政府越有效率就离民众越远，就越是一种“权力资源”的浪费。

政策执行不力。“与公司中存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委托-代理’现象相比，公共政策领域也存在两权分离现象，即政策的制定权和执行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分离的。”[1]除却政策制定不完备的原因外，“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冲突也会导致政策执行不力。因为，在政策执行体制中，执行机关比制定机关更了解实施政策所需要的资源、政策执行的效果以及从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正是借助这种信息上的优势，当政策对利益的调整不利于执行机关时，执行机关就会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消极执行既定政策，或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从而导致政策执行不力，并且严重影响制定机关的政策评估和完善工作，使政策执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显然，这种政策执行上的不力，严重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我国公共管理中的“交易费用”问题

机构臃肿，政府规模过大。随着社会事务的日益繁杂，政府规模扩张已成为当代世界各国行政发展的普遍趋势。政府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政府规模无限扩张意味着可能的政府失灵及引致一系列不良后果。这其中除了会导致寻租腐败泛滥、社会动荡和社会发展中断以及加重人民负担之外，政府规模过大产生的另一严重后果就是政府行政的低效率。政府规模过大在我国已经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单从政府公务员占全国人口比例来看，1979年我国党政干部约279万人，1989年为543万人，增加了264万人，增长了近一倍;1995年则为1042万人，比1989年增加了499万人，又增长了一倍。若加上事业单位人员共计3576万人，在我国平均30人中就有一位官员。[2]政府机构的不断膨胀，使得政府内部管理费用增加;而人员的增加，使得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协调难度增加，并且很可能会产生派系争斗，导致内耗。此外，管理层级增多会降低信息传递反馈的速度和质量，这些均会影响政府行政管理的有效性，这其中实际反映了“交易费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