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十年钟南山

找钟南山的病人很多，但也许绝大部分在死前都见不到他。这肯定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即使这样，这些病人仍愿意等待——仅仅是因为他10年前“非典”中赢得的盛名。

临近中午，他走出没有铭牌的办公室，跟往常一样，步子快且大。如果不出意外，他在每个周四出诊，实际上，直到2012年9月25日，他才开始看两年前来找他看病的病人，在这漫长等待中，一些病人痊愈了，一些人死了。对那些他未必能接待的病人，他会说“对不起，这是我的错”，语气直接而诚恳。

除了医生，现在他还是一名全国两会代表，多数记者只能在会场外或在他出席的各式发布会上堵到他。喜欢谈想法的他总是有问必答，就算只有几句话，经常也会登上都市报的重要位置，因为这些是钟南山说的，在中国，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是“良心”的另一种指称。

我在他门口等了3天，他起初回绝采访的短信字数极少。“对不起，正在起草卫生部交给我的一份文件，时间很紧。”他的办公室足够大，大到足让这个医生焦虑时在房间摆手踱步转大圈子，一张巨大的书桌上杂乱地堆满了各种医学书籍。从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他经常并不走出办公室，也不和任何外人交流，偶尔有下属找他，都将文件交给了坐在他隔壁的女秘书——一个表情严肃的中年女人。对大部分来访记者，女秘书的回答直接而生硬，“院士很忙，你回去吧。”

离非典爆发已经过去10年，在一天快要下班时，他坐到我面前，双手随意平放在双膝上。他穿着一件被熨得不起一丝褶皱的淡黄色polo格子衫，一条黑色西裤，不是很茂密的头发也显然在他来之前被精心打理了一下，全部捋向一侧。高耸的颧骨和那一思考问题就习惯性撇动的厚嘴唇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倔强老头的形象。他一直很在意身材和形象，前些年每逢讲座，他喜欢放一段ppt，内容是不同时期的自己和施瓦辛格的“肌肉照”对比，照片上的他，无论年轻时还是现在，都一身健壮肌肉。

尽管忙了一天，他还是保持充沛的精力，这可能跟他早年从事专业运动训练有关，但还是能让人察觉到他已经开始衰老，他的手背上已经泛起一道道粗大的青筋。访谈刚开始，我就问，从非典到现在，这十年的变化。他想了下说，“老了。”

这十年里，他的身体一直不断出“小毛病”，2004年得了心肌梗阻，做手术装了支架；2007年还出现了心房纤颤；2008年，他得了甲状腺炎，短短两个月瘦了10斤，以为自己要死了；2009年又做了鼻窦手术。这都是“非典”中以及之后繁忙生活给他留下的副产品。

在疫情发生前，他67岁，没有意外会选择退休，实际上他跟同事透露过想退休的意愿。在他此前度过的漫长岁月中，像那些描写医学世家后代的传纪写的那样，他童年跟父亲的实验小白鼠度过；24岁考上北医大，但从事医学学习时间非常短，因为文革，大部分时间的他都被拉去参加田径训练；43岁赴英国留学，第一天就受到导师的劝退信，信中告知这个小伙子，中国医生的资格不被英国认可，呆够8个月他就可以回家。

如果没有非典，这些宿命色彩的故事还只是他的私事，而在非典后，这都成为传奇，被收录到一本叫做《勇敢战士钟南山传》的书里，这是非典高峰时最畅销的一本书。

对此前已经谈过千百次的非典遭遇，77岁的他能够记住每一个细节，甚至有记者整理采访录音发现，他的回答跟不久前另一个访谈时回答雷同。过去10年里，他不断向旁人重复那些已经渐渐模糊的琐碎细节——毕竟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现在的他也努力让这些细节在自己的脑海里变得深刻且永不遗忘。

2002年11月16日下午，钟南山遇到了广东第一例非典病人，两天后，救治过这个病人的8位医护人员全部被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