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的标杆

母亲是我心目中最好的老师。

1949年，母亲跟着父亲回到了故乡——桐城老家。当时的老家，文化特别落后，读书识字的人很少。母亲原本就是女子师范毕业的学生且写得一手好字，在当地政府和乡亲们真诚地邀请下，顺理成章地成了新中国第一批的人民教师。

那时的办学条件是现在的您很难想象的：三间东倒西歪的草房，几十张泥巴垒成的桌椅，黑板是从一家方姓祠堂里弄来的几块大匾将其反面涂上黑漆做成的。学校里只有母亲一个老师。学生可不少，三间教室坐得满满的。学生中什么年龄段的都有：大到五十多岁的，小的只有七八岁，结过婚的和孩子一道来上学的也有。母亲上午教授语文，下午教授算术，偶尔也教学生唱歌和绘画。冬去春来，寒来暑往，母亲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虽然苦，尽管累，但生活得充实，苦中有乐，再说毕竟是和平年代，比起战乱要安心多了。

七年后，母亲终于走出了那三间低矮的茅屋。学校也有了大的改变：增加了五个老师，校址迁到一位李姓地主高大的砖瓦房子里——基本上符合一所完小的标准了。最令母亲欣慰的是：学生们都很尊敬她;上级对她的工作是肯定的，家里的奖状贴满了整面墙;家长们更是夸李老师（母亲姓李）如何如何关爱学生，工作怎么怎么认真负责任。

母亲特别珍惜这份工作，政治上加强学习，业务上更是精益求精。她常常一个人做几份工作：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在农民夜校扫盲，还有那写不完的标语，送不完的通知„„

每个学期母亲总要写好几本厚厚的备课和班级工作笔记，密密麻麻的小字清秀隽永，堪称精美的艺术品。备课笔记上详细地写着对课文的理解、分析和设计的教法;工作笔记上清楚地记着每个学生的学习和思想情况。直到今天，我仍然珍藏着满满一箱母亲遗留下来的这些笔记，因为它浸透着母亲的心血，对我来说无异于无法估量的精神宝藏。每当我受到外界的纷扰，工作有所懈怠的时候，我便打开它细细地阅读，从中汲取精神和力量。当时，附近几十个村庄，数不清的墙壁上的大红标语都是母亲利用课余时间写的，哥哥说他不知多少次替母亲掌灯到深夜，以至于在潜移默化中也练就了一手好字。

母亲从来不打骂学生，对学生取得的点滴成绩总是及时给予表扬和肯定。记得年年春节，母亲总要不厌其烦地给乡亲们写春联。我在一旁替母亲压着红纸。一次，母亲在写“夺取粮食大丰收”的“食”字时先误写了个“木”字旁，一时不知怎么办好。我灵机一动，大胆地建议母亲顺势写成棉花的“棉”字。母亲高兴得放下手中的笔，一下子把我搂在怀里，嘴里大声地说：“你这个一年级的小学生肯动脑筋，是个可造之材。”那一刻，我觉得母亲的怀抱特别温暖。母亲经常去调皮的学生家里访问，家访时总是在家长面前夸他们的孩子如何聪明好学，怎么尊敬老师、遵守纪律„„其实，母亲知道，这家的孩子以为老师是来告状的，肯定躲在附近偷听。于是，索性把一个好学生应该做到的都加在这个孩子身上，让这个学生记住：要改掉哪些缺点，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个让家长和老师都喜欢的好孩子。这样做往往会收到神奇的效果，以至于多少年后，那些当年调皮的学生回想起当时的情形，还从心底里十分感谢母亲。母亲常常教导我们，人要守本分，要脚踏实地，要正直善良，要好好劳动来报效国家和社会。她还告诉我们：“只要你对社会实实在在地做出了贡献，老百姓会记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