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看中国新农村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经济工作的重心在于推进国家工业化，与之相适应，长期实行城乡分隔的体制、政策。因此，建国后的历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都不过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不同方面为建设新家园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十一五规划建议》将中央今后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方略概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一轮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开展是否又回到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路径。从我国早期乡村建设学派的乡村建设运动到如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它们之间有何区别何联系。早期乡村建设运动对新农村建设有何借鉴意义。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谈谈个人的粗浅认识。

一、早期中国乡村建设学派的乡村建设运动

民国时期，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封建势力和腐败政治的统治，它们加速了农村社会的衰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的日趋赤贫。当时已呈现土地的高度集中，农产品价格低落，耕地荒芜，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在这种背景下，在日趋凋敝的中国农村当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苏区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同时，在国统区一些开明人士和知识分子也在进行各种各样的乡村建设试验，就是划定一个或几个自然村，成为一个区域。依照一种理想或目标，采用适当的方法与技术，引导农民学习文化，善导风俗，改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建立合作组织。通过对教育、卫生、生计、自治等全方位的改良，以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把农民培养成现代社会的健全国民，为国家与民族的复兴奠定基础，为全国的振兴和建设提防方略与借鉴。因而，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大江南北兴起了一个由乡村教育演变为乡村复兴、乡村建设的潮流，形成了颇有声势的社会改良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事业，学术界一般称之为“乡村建设运动”。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身体力行，努力将自己的方案付诸于实践。这些实践活动虽然分布在山东、河北、江苏、广东等地，但最为著名的是梁漱溟主持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和晏阳初主持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

梁漱溟主持下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乡村建设的旧派。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选定该县作为乡村建设的实验县。他认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因此，他主张在农村建立传统文化即封建社会宗法文化为本位的社会，其实现途径就是在农村办“乡学”、“村学”。办学的依靠力量是回乡的知识分子。学校的领导机构是学董会，其成员包括县政府礼聘的乡村领袖、由县政府委任的理事和搞乡村运动的教员三种人士。通过“乡学“、”村学“，对广大农村民众进行教育，使农民成为有觉悟、有组织的社会群体，进而建设”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乡学村学在将一盘散沙的乡农组织起来，注意培养他们新政治习惯与团体合作精神的同时，也推行了一些社会改良的工作。此外，乡民通过接受现代农村科学技术教育，也推动了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先进农业机械的运用与耕作方式的改进，有利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从而带动农民生活的增进。梁漱溟以“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八个字来概括他在邹平试验县所开展的乡村建设工作，并号召全体村民“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这些正好体现了他所主张的中国新的组织结构的形成应以中国固有的精神为主，同时吸收西洋文化科学技术的长处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