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改革的重点从收入转向支出

马国川（以下简称“马”）。一九九八年你正式出任共和国第八任财政部长，接替了刘仲藜。

项怀诚（以下简称“项”）。我和刘仲藜关系非常融洽。我们长期打交道，是老朋友、老伙计了。

一九九四年我调到国家税务局任党组书记、副局长，刘仲藜是财政部部长兼税务总局局长，但是税务总局的工作由我主持，全权负责。因为我有一个组织观念，刘仲藜是局长，我必须要给他汇报工作。我就跟刘仲藜说，我一个月给你汇报一次。他说你别来，我不管，你大胆地干就行了。我又说，我一个季度给你汇报一次。每次他都说，你别来，我来吧。税务总局有他的办公室，我在三楼，他在四楼，他每次来都带一个空的公文包，里面连一张纸都没有，然后到我那儿坐着聊聊天，聊完了以后他就走了。给他留的办公室他一天都没有用过。到了一九九八年，刘仲藜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就把我调回财政部当部长。马：你上任的时候，恰逢亚洲金融危机。

项：一九九八年三月我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财政政策是适度从紧的，并力图缩小财政赤字，但那时经济形势不好，朱镕基总理有一个比喻说：“我使劲踩油门，但是经济就是上不去。”我记得马路上到处都是“大减价”、“跳楼价”，商品卖不出，生产过热，银行贷款也没人贷。一九九八年六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财政政策转型的想法。财政政策见效比较快，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长一些、慢一些。当时我国的基础设施比较差，可以加大投入。当然各方面还有些不同意见，但我感觉确实再不能拖了，在北方过了十一月以后就霜冻了，基本工程建设都得停。很快，六月份之后，高层就做出了决策。当时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投资方向，包括水利、机场、农村电网、高速公路等。另外，当时粮库缺乏，安排建设了不少大粮库，而这些基础设施在之后几年都派上了大用场。当时的情况是财政手里没多少钱，要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压力很大。最后国家决定发一千亿元国债。

马。你从税务总局调回财政部工作，就提出来财政改革的重点要从收入转向支出。为什么呢。

项：一九九八年我调回财政部工作以后，和党组同志一起研究认为，一九九四年以来，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收入方面的改革是继续不断完善的问题。改革的重点应当转移。后来先后提出了财政支出的十项改革，包括现在实行的集中支付制度、转移支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马：这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思想。

项：财政改革要与时俱进，要不断推进，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的，而且永远要有改革的思想。要有长期改革的思想，改革是千万不能停的。比如说所得税改革。分税制改革的时候，我们和朱镕基同志之间还有一些争论，争论的问题是增值税的税率定在17%，还是19%。所得税怎么定位，究竟是共享税还是中央税收。当时朱镕基就提出来，增值税基本税率17%，个人所得税先交给地方，企业所得税随企业的隶属关系走，中央企业交中央，地方的交地方。当时我们这些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毛病，改革的时候我也看很多书，所有的本本上都讲所得税是应当共享的嘛，不应当归一家。朱镕基是当家人，我们之间有争论，最后当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了，我这个人也不是非常固执的人，我保留意见，就那么执行了。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讲的几句话是很有道理的：现在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分配关系很复杂，三天两头算账算得清吗。不如先按隶属关系走，以后情况变化了，条件成熟了再调整嘛。个人所得税将来是个大的收入来源，现在先交给地方，收多了以后再收回来。现在把它共享了，这个钱就收不上来。

马。中央企业、地方企业本来是清楚的，后来企业之间互相参股、合并，还有和外资合营的，已经分不清中央和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