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跨界表述”获取民族志的权威性

■ruthbehar刘珩

《越界表述的妇女》是一个墨西哥走街串巷兜售商品的妇女向人类学家讲述有关自己的“故事”，我们不妨将其称作个人历史。这一历史的叙述明显交织着另外几条若隐若现的深层叙述，其中包括母亲—女儿的故事讲述和男权历史（his-story）叙述的互动关系，故事叙述了跨界表述的关系（或者叙述者本身及其故事与潜在读者的关系，叙述者与表述者或作者之间的关系）。本书作者ruthbehar最后以相同的方式尝试着回答jamesclifford在《写文化》一书中体现出来的重要主题，即我们在表述他者时的权威性是如何获得的，也就是民族志对他者文化进行描述和阐释的权威性从何而来。探寻民族志撰写者的权威性

当然，本书作者在质疑民族志权威性的同时，也认为将作者本人的个人经历、学术轨迹作为反思的一部分是非常必要的，她在本书中也亲自践行了自己的这一主张。故事叙述的双方（故事的讲述者和作者、访谈者和人类学家、墨西哥印第安妇女和美国大学教授等多重的关系和身份交织在一起）都在进行一种“跨界”的表述。这一条界线既是政治的、经济的、国家的，也是种族的、阶级的、性别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本书叙述者以现实展演的方式来讲述一种体验的历史（experientialhistory）。

因此，本书不是一个简单的女权主义作品，也不仅仅是一部小说，一个人的故事或历史，它至少折射出20世纪初墨西哥革命运动中妇女的经历是如何嵌入到男性和英雄的国家历史之中的。总之，如同本书叙述者和作者跨界表述的身份一样，本书也是一部“跨界表述”的作品。

本书与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并不想从道德评判的层面来谴责墨西哥特定社会中存在的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也不希望读者有这样的道德立场。本书讲述者esperanza作为女性在墨西哥社会中所受到的“暴力”更多的是“结构性的暴力”（structuralviolence），即因一个社会中有体系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极大地限制了一部分人（主要是弱势或者边缘群体）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使这群人长期处于不利的境地。种族中心主义、性别歧视等都可视为结构性的暴力。除此以外，esperanza也长期受到象征性暴力（symbolicviolence）的侵扰。象征性暴力更多地与生活在结构性暴力中种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中的个体或社会参与者及其无意识的行为或者惯习有关，是在日常行为中无意识体现出的文化/社会优越感。此外，象征性暴力将一些类型的思想和观点强加给那些被统治者，而后者也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比如男性中心主义。

当然，最能激起人们道义和同情心的当属esperanza所受到的身体暴力（physicalviolence），而这也是大多数女权主义文学作品以浓重笔墨渲染的。同时，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对女性个人历史或故事的研究兴趣也主要集中于对结构性暴力和象征性暴力的关注上。对此，behar在《跨界表述的妇女》中强调，她最担心的也就是esperanza的故事被误读，使人们夸大地认为墨西哥人的生活充斥着暴力和怨愤。此外，她也不想让esperanza的故事被人们视作另一种典型地反映了墨西哥男人的粗野以及墨西哥妇女的顺服和屈从的作品。践行“跨界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