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许良英范文合集

第一篇：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许良英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许良英

2013年1月28日，许良英先生去世，享年93岁。今天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毕业于浙江大学，但估计浙江大学的学子们对他同样陌生。

2013年，在许良英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特意从杭州赶到北京的学者傅国涌说：“今天来到这里和他遗体告别的人，只是中国社会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他的思想遗产还没有得到广泛解读和认识。我觉得，他属于未来，他属于历史，他为中国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将会被历史铭记，无数的人们将会铭记。”

事实上，许良英是一位有国际影响的知识分子。美联社在报道许良英去世的消息时提到他获得的荣誉，包括纽约科学院的海因茨·r·帕格尔斯奖和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安德烈·萨哈洛夫奖。2006年，《纽约时报》在介绍许良英时曾将他称为“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

许良英1920年出生于浙江临海。初中时，他就憧憬着要做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1939年，他“怀着做当代物理学权威的幻想进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1941年，许良英开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2年大学毕业后，因立志要做一位职业革命家，他谢绝了导师王淦昌要他做其助手的挽留。1945年，许良英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任地下党浙江大学支部书记。1949年杭州解放后，他调任中共杭州市青委机关。

1952年，许良英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负责科学院出版的几十种学报、期刊和所有研究专著的政治把关和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1956年，许良英进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从事科学思想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1956年，他在中国科学院撰写《科学与社会主义建设》（与范岱年合著）阐述百家争鸣方针，1957年却因反对“反右”运动而被打成中科院第一个大右派。此后他回浙江老家当了20年农民。

1958年，他以“极右分子”身份从中国科学院回故乡种地。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后，科学院党组认为当初对他的处分太重，但又一时无法将他从农村调回来。从1960年代起他在故乡临海张家渡的煤油灯下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这套书曾影响了不止一代人。

他重返中科院后主编的《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被金克木先生誉为“名为简史，实为大书”。关于《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喜欢讲的一个故事是：《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主要是科学哲学方面的论述）一出版，就吸引了正在发动思想解放运动的胡耀邦的注意。当年，胡耀邦看到刚出版不久的《爱因斯坦文集》说：“很多内容我没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对我启发很大。”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便要求下属都去读《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通过对中国和世界近代史、近代科技史的反思：“科学与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同时，他在“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这篇著名的论文（《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里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1986年，他在杂志上发表访谈“为‘自由’正名”，提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这些概念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全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思想界引起深远的反响。后来，他又以敏锐的目光、以对改革开放的高度责任感发表“驳民主缓行论”（1988）、“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1992）和“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1993）等影响广泛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