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

最为流行的一种通胀怪论，是把这一波中国通胀，归为“输入型通胀”，即外国发生了通货膨胀，引起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涨，本国输入这些商品或服务，连带就把通胀也一并带了进来。

周其仁指出，通胀传导机制要起作用，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不同的国家使用的是同一种货币。而在实际情况中，中外使用的是不同的货币。以甲国油价上涨一倍为例，因为甲国油价涨一倍，就是甲国的票子毛了一倍（假定该国票子只能买油），只要乙国的票子对甲国票子也升值一倍，甲国的名义油价对乙国来说就是纹风未动，那就既不要减少进口、也无需增加出口。这就是说，放弃固定汇率，允许不同国家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率充分反映其相对币值，就不会有通胀输入这回事。反过来，如果乙国的通胀也因此加剧，那一定是汇率变动滞后，给所谓的“通胀输入”以可乘之机。

周其仁认为，“无论哪种情况，人们都不要把本国的不作为，说成是外来压力不可抗拒”，“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惟有努力发挥独立货币政策的作用，以更灵活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形成机制，尽力抵消国际通胀的传导”。

怪论二：将通胀责任推到农民和农村身上，认为农民是通胀的受益者

以去年11月份的物价为例。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表示，11月我国物价指数上涨的主要推手是食品，因为“11月份全国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了11.7%，拉动cpi上涨3.8个百分点，贡献率是74%”。似乎就把通胀之责归给了食品和农产品。农产品又是农民生产的，于是，通胀责任的链条就追到了农村、农业和农民，似乎通胀由农产品推动，通胀的受益人就是农民。

周其仁在《通货膨胀与农民》一文中，驳斥了这种观点。食品价格又因何而涨。农产品价格又因为什么而高。按照很流行的“成本决定价格”的思维，农产品价格上涨是被农产品的成本上涨“顶”起来的——生产农产品的人工、化肥、农资、燃料、物流等等的成本，今年以来不也是升得很急吗。他指出，在市场之中每个人的产出都构成别人的成本。所有产出品的价格上涨是因为各自上游的成本价格在上涨。此外，由于今天不少农民也在市场上买米、买菜、买肉，所以农产品价格涨得凶，农民的实际收入还有下降的一面。去年11月份的数据表明，农村cpi上涨5.6%，超过城市的4.9%。

怪论三：以价格管制应对通胀，将通胀引发的价格总水平上涨与相对物价变动混为一谈

在2008年1月，政府宣布“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到1月底，全国31省市全部实施了临时价格干预。今年以来，政府也对众多商品进行了价格管制。周其仁认为，价格管制是把货币总量引起的价格总水平上涨，与相对物价变动混为一谈。以“结构性物价上涨”的角度看问题，会认为无非就是一部分物价在涨，只要对症下药，管住了这部分物价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价格管制措施的思想根源。

怪论四：停滞型通胀，将产权无效法制不明引起的经济停滞与货币超发的通胀混为一谈

“停滞型通胀”，简称“滞胀”，是对中国通胀的又一种描述。滞涨那是欧美经济上世纪70年代的一段经验记录，即高通胀与高失业相并存。周其仁指出，其实，“滞”“胀”本不同源。引起长期经济停滞的根源是产权无效、法治不明、过多的不当管制压制了企业家创业的精神，而通胀的主因概莫能外，都是货币当局在诸多压力下发出过多货币。治理通胀、稳健货币，不但不会引起停滞，还是长期健康增长的重要基础。

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实质，是政府确定了刺激出口的汇率目标，并要央行用基础货币不断购汇来达成。

周其仁指出通胀的根源在于从汇率形成机制里被动释放出来的天量货币

刺激出口的政策导致政府被动超发天量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