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知行论

明朝的灭亡，不禁使一代知识分子涕泪涟涟。但西学的传入，封建社会本体内所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加之国破家亡的刺激，又促使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他们批判程朱理学，总结传统的教育理论，提出了崭新的知识论和知行观；并运用已掌握的科学知识，探讨人之本体，研究人性与性格、人性与才智、人性与教育的关系，将之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总之，这一时期的教育理论，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面貌。

（1）“实学”主义教育思潮的特征

中国古代历来是重视文字教育，而鄙视一技一艺之能的；儒者每以性天道德为形而上者，而不言有裨于国家和民生的“事功”。利玛窦到中国后，便发现了中国士大夫的这一特点：“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指通过科举作官），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象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①人才的选取制度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德贵而才贱。而追溯此价值观念的历史根源，则渊源于孔子。孔子明言“君子不器”，即不屑于一技一艺的掌握。故樊迟请学稼，孔子便讥之为小人而非君子。至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便将孔子的“可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一内容都摒弃，以为这是“惑后进”之“不急之言”。发展至程朱理学，更是汲汲求于性命之学。而只有在明末清初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步而清醒的爱国志士，铭记亡国切肤之痛，注重实际效用与事功，才对传统的“贵德贱才”之说提出了挑战，以为学一艺、行一事亦不失为儒者，关键在于有用，即要有治国平天下之功效。

首先，“实学”主义教育家们指出：宋儒之所谓“正其道不谋其利，明

其义不计其功”，是违背孔孟之道，亦是不以天下为己任的。在启蒙教育思想家看来，真正的孔孟之学，皆是“大者以治天下，小者

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①，而宋儒之理学，是忘“民物”，而有

悖于真儒学。因为，儒家之圣贤皆有功于天下，如舜使有苗族归顺，汤定夏之天下，文王、武王平定商朝，大禹治水，孔子欲复周代制度、礼仪，荀子言兵，诸如此类，皆说明儒家之为贵者，正是建功立业，是要能“定乱、除暴、安百姓”②。然而，“自宋以来，圣言大兴，乃从事端于昔，树功则无闻焉”③。而大部分知识分子便不以“经天纬地”为儒者之学，却“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他们或高谈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之阔论，而“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④。鉴于此，李塨以宋明学者皆“病忘”，即病于“伏首诵读而忘民物”，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一旦大难当前”，即使是品行高尚者，虽有报国之心，却“半策无施，惟拚一死”。这是于忘“民物”之外又“并忘其身”为国家之大治，为百姓之大安，李塨便“摭纪世大略”，著《瘳忘编》，以治疗知识分子忘民物并忘其身之病，而复兴真儒学。其次，实学教育思想家更进一步提出：才艺事功为道德之本。黄宗羲说：

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事功而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而流于伪；道不能达之事功，论其

①《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五章。①《黄梨洲文集·今水经序》。②唐甄：《潜书》上篇上《辨儒》。③同上。

④《黄梨洲文集·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

学则有，适于用则无，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救国家之急难则非也，岂真儒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