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亚湾不是切尔诺贝利

——矫正型公共关系案例

由于煤电供应日趋紧张，尤其是近年来燃烧石化燃料过多而导致的“温室效应”及天气异常现象，加深了人们对核电优越性的认识。我国政府有关当局经过科学的分析与调查，认为发展核电不失为解决我国中长期电力增长问题的重要途径。于是我国政府有关当局决定在深圳大亚湾修建一座核电站。然而，正当我国政府有关当局开始在大亚湾修建这座核电站的时候，从前苏联传来了一个令世人震惊的噩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核泄漏事故。事故发生在1986年4月25日星期五的深夜到星期六的黎明，而新闻界4月28日才对外发表正式消息。在此之前，欧洲一家新闻社报道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所发生的核泄漏这一事故已造成了二千人死亡。而后，各国新闻媒介从不同渠道获得了各种消息并纷纷加以报道。新闻媒介的推波助澜，一时间使世界舆论哗然。尤其是发表正式消息过晚，致使流言四起，谣言广为传播，引起了混乱。（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发生后，苏联政府没有及时的、公开的发布消息，告知公众，使得非正式的消息被新闻媒介报道，引起了舆论哗然，社会公众人心惶惶，谈“核”色变。公开坦诚的态度和及时不断的沟通才是联结组织与社区关系的纽带。苏联政府的做法不仅会引起社会的混乱，也将使得苏联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大大减低。）1988年4月27日至30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第11届公共关系世界联盟大会上，一位苏联教授曾做了题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来的两年》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我们认为事故发生后消息公布过晚是一个很大失败。流言搅得人心惶惶，谣言令人谈“核”色变。核电这一与人类生存攸关的重大问题不能不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关注。香港公众亦将我国在大亚湾修建核电站之事列为热门话题。报纸辟出版面，电台、电视台开设专题节目。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浮动。有关人士慷慨陈词，极力反对在与香港毗邻的大亚湾修建核电站。一些公众为此还组织了反核的专门机构，并发起了香港各界100万人的签名运动。在强大的舆论影响之下，125万香港公众参加了签名运动。反核的专门机构派出了请愿团赴京请愿，并将请愿名单送至北京。不利舆论汇成了汹涌的波涛。面临这种不利舆论，我国政府有关当局究竟应该怎么办。如何平息这场不利舆论，矫正政府形象这一重大问题，不能不令我们认真研究。这时，有人理直气壮地提出.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修建核电站而并没在别国的领土上修建，这完全是中国人民的内政。任何人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显然这种说法是无懈可击的。但是随后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产生这种不利舆论的原因通过调查已得知有两点：一是我们对大亚湾核电站的修建缺乏宣传，致使香港公众不了解有关情况而产生了误解，二是客观上受到了苏联切尔诺见利核电站核泄漏嵋冲击波”的影响，人们产生了“核恐怖”心理。处理这种公关危机应采取全面的公关宣传，以“软处理”的方式化解这种不利舆论。于是我国政府有关当局通过研究决定采取如下对策：

1.全面了解这种不利舆论产生的原因，衍生和辐射的范围，以及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的影响。

2.立即组建核电站公关处，由一位高级工程师任处长，以增强公关宣传的针对性。

3.通过新华社、中新社等新闻媒介如实报道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调查及援救工作开展情况，并及时详尽报道了调查结果——由于操作人员不慎所造成，并非技术问题。（通过利用比较有知名度与公信力的报纸媒介，告知公众，与公众进行沟通，发布正式的、官方的消息，破解舆论的传播，树立政府负责任的形象，将民众的言论引向良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