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的“戡乱动员”

作者：汪朝光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2491更新时间：2006年04月23日

1946年中，国民党挟其实力优势，向中共发起军事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其时国民党上下志得意满，多数高级将领对战争前途表示乐观。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曾十分自信地表示，对中共“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对于交通，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1]然言犹在耳，国民党军便在战场上屡遭败绩，开战不过一年便由攻转守，其统治后方更是陷入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动荡之中，由此引致国民党不得不实行所谓“戡乱动员”，企图集中全力与中共一搏。本文以“戡乱动员”实行前后之历史为背景，概论国民党“戡乱动员”之缘起、实施及影响，期使对相关问题之研究更进一步。[2]“戡乱动员”的历史背景

国共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多数认为，战争将很快以国民党的胜利及中共的失败而告终。1946年底，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通过其主导制定的宪法，继之于1947年3月断然破裂国共关系，继而占领延安，表现出政治与军事的强势强力。然而不出数月，国民党即为山东战场之挫败及中共在东北的大规模军事反攻所震撼。及至全面内战爆发一年之际，国民党不得不承认：国军“以优势之装备及兵力，未能一举击破匪军主力，且于各战场屡遭局部重大之失败”；国军“始而失之骄，继而失之惧，遂致因惧而处处被动，由指挥过失所招致之失败，益影响战斗精神及士气之低落”。[3]由此军事失利而招致国民党统治的重大危机，在政治方面，未能整合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反而疏远了部分中间力量；在经济方面，未能控制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经济重建步履蹒跚；在社会方面，未能有效因应各种矛盾，致使学潮频起、社会动荡、民众不满；在外交方面，对美对苏外交均无重大突破，国际支援不及其预期；在其党内，重重矛盾与派系纷争不断激化。此等颇具戏剧性之情势发展，反映出战后中国政治社会形势演变转换之急速，大大出乎国民党原先之预料，引起了国民党内部深重的危机感。

1947年年中，中共转守为攻，战场形势已不容国民党乐观，其党内不仅没有人再提所谓三到五个月“消灭”中共的夸张之词，而且弥漫着对其自身命运的浓重悲观气氛。一年前极力主张打内战的一些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此时亦意态消沉，别有表示。阎锡山认为“依现在情况，三个月后局面恐有大变化”；傅作义“谓以如此政治如此军队剿共，直不知何年才能告一段落”；白崇禧“讲到剿共军事屡摇头，表示无把握”；胡宗南直言“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负责军事指挥的参谋总长陈诚，由于屡屡失利而“颇露消极之意”。军队将领的态度既如此消极，党政官员对战争前途更无信心。陈立夫感叹“不想军事已到如此地步”；孙科直称如此“剿共决无把握”；张继认为形势发展“江河日下”；王世杰感觉“大多数人均有重大恐惧心”。但对如何挽救此等危局，国民党高层并无明确的主张和有效的办法，其中一些人如孙科等主张退出东北，力保关内不失；一些人如梁寒操等建议在东北实行和苏政策，以支撑东北局势；还有更多的人将希望寄托于美国援助。[4]但由于国民党战后执政的表现不佳，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也不似以往积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发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由于经济和军事状况的加速恶化而更为虚弱，社会不安与失望日见增长，共产党的威望因为华北和满洲的军事胜利而大大加强，他甚至已经预见到国民党内其他派系上台或中央政府瓦解的可能性。[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