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包拯的清廉官德及其现代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充分表明了廉政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华夏五千年文明浩浩荡荡，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文化比比皆是，也曾涌现出一大批敢于为民请命，刚正不阿，不惜丢官罢职的直臣廉吏，这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被百姓誉之为“包青天”的包拯。吸收和借鉴传统廉洁文化的优秀成果，对于推进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包拯其人

包拯（999年至1062年），北宋庐州人（今合肥市肥东县），字希仁，宋仁宗时天圣朝进士，先后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开封府知府，御史中丞，三司户部副使等职。嘉裕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副相），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包拯仕宦二十余年，为政领域从地方到中央，涉及民政、监察、理财、军政及外交各方面。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经文学艺术作品的不断加工、敷演、提炼，包拯成为最著名的清官代表，被百姓神化为“包青天”，也成为

[1]中国历史上唯一能与文圣、武圣相匹敌的人物，受到广泛的尊崇甚至顶礼膜拜。在包拯为官的时代，当时通过科举取士而涌现的“名卿钜公”中，有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等，包拯只是其中并不显赫的一位，名声地位和政绩都不及他们，但却在身后赢得了不虞之誉，究其原因，我想还是与包拯的清廉官德有很大关系。

二、包拯的清廉官德

老百姓口中的“包青天”，不是偶然形成的，它有其历史的依据，纵观包拯的一生，他所形成的“包拯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民为本，体恤民情。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先贤提出的治国理念，历史源远流长，自从西周初期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天保民”以来，“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观念将国家的命运与民心向背联系起来。儒家先哲提炼和升华了这种民本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学说。包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他认为“民者，

[2]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如

[3]果“大本不固，则国家从何而安哉”。因此，他主张“薄

[4][5]赋敛、宽力役、救灾患”，“大缓吾民以安天下”。从这一理念出发，包拯经常深入民间，体察百姓疾苦，为民请命，并极力主张节省国家费用，要求减冗吏，减冗兵，减修建，省奢侈。包拯还将这一理念体现在立法上，并落实在其司法、执法的实践中。他认为立法应当贯彻“公私利济”，“于国有利、于民无害”的原则，并以此来修改旧法，制定新法。他上奏朝廷，要求减轻灾害地区与贫困地区的田赋，对重灾区要罢除一切无名科率，减免百姓对官府的积欠，并开仓济贫等。

（二）清正廉洁，不徇私情。包拯在初入仕途时，就写下一首“明志诗”，诗曰：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