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纪念日(2017)

梅贻琦校长与西南联大

梅祖彦

一、西南联大在昆明创办

抗日战争初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千里迢迢，在到边陲山城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从1938年初建至1946年结束，这所大学与昆明结下不解之缘。说到西南联大就使人想到昆明，而一提到四季如春的昆明又使人想起为它频增了无限文化气氛的西南联大。在国难当头的八年中，西南联大在物质匮乏，生活条件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培养了一届又一届的优秀学子，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他们中不少人对国家乃至世界的文化与科学技术做出了

重要贡献。

昆明四季无寒暑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对联大的办学提供了方便。昆明地处边陲，在政治上与当时的中央政府保持了相对隔离的形势，使西南联大的学术思想自由因而受益。联大利用了昆明天时、地处、人和的条件，保证了办学的顺利进行。同时联大纯朴的学风受到了云南人民的支持，联大师生同云南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把云南看成自己的第二故乡，并对云南的经济文化、实业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内迁的三校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组成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领导学校工作。由于张、蒋两位校长常在重庆并另有职务，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工作实际上落到先父梅贻琦校长一人肩上。这是先父一生经历中最艰难的一段时期，也是对他主持校务更严厉的一次考验。1931年他在北平初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学校刚由清华学校改制为国立大学不久，处于百事待兴的起步阶段，又在面临日本军国主义威胁华北的形势下，办好大学的任务十分繁重。这次到了昆明，抗战已经爆发，在烽火连天的动荡时期，全校师生员工背井离乡来到异地，如何解决他们的食宿、兴建起必需的校舍，都是很艰巨的任务。在当时，即使是最简单的生活，最粗陋的茅舍都是求之不易。父亲本着一贯克勤克俭、忠诚于我国教育事业的精神，没有辜负众望，使联大的办学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种成绩的取得不能不说是由于他曾经历过的第一次考验：在30年代他成功地维护并巩固了清华大学独立自主办学的优良传统，保障了大学学术思想自由及知识分子在学校中应有的地位。

到了抗战中后期，国民党政权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不断加剧，进步思想的影响日渐扩大，与反动势力斗争益烈，学校环境很难平静。同时经过多年的战争消耗，后方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学生与教师的生活愈趋艰苦。再加之敌机对昆明频繁轰炸，不仅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且使联大校舍多处受毁，这些事情都需要学校当局明智抉择和妥善处理。父亲为维持学校工作顺利运转，曾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与中央政府以及当地领导层保持关系，使得在办学经费、物质供应、运输工具、学生校外活动，乃致就业安排等方面均取得了有关方面的支持。

每年父亲必需去重庆奔走一次或几次，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难事，要半夜起床，很早到机场去等候，飞机说不定什么时间起飞，一天走不成，得第二天再来等。1941年春夏父亲和郑天挺、罗常培两先生到重庆办事，以后去四川叙永分校看望师生，又到李庄北大文科研究所了解情况，最后到成都访问了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途中饱尝了敌机轰炸、阴雨饥寒及车船不便的艰辛，在旅途中耽搁了近3个月才回到昆明。

针对当时艰苦的环境，他在一次会上说。‚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当时这段话虽然是对清华同人说的，但最充分地表现了他在昆明办学的深重心情，也显示了他对前途的希

望。

二、西南联大的办学体制